论中韩气学家对佛教的哲学批判——以张载和徐敬德为中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学术思想史上两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代表人物。就学术的继承和演变而言 ,张载的“气学”思想对比其大约晚 4 0 0年的韩国哲人徐敬德有一定的影响 ,而徐氏的气论思想又成为后来李氏朝鲜时代显赫一时的“退溪学”和“栗谷学”的先声。本文通过对张载和徐敬德两位气学大师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差异的比较研究 ,着重剖析和阐明他们对佛教的哲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从而解读和透视这两个极为相似的哲学事件的文化意义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张载气学的实学精神

张载作为宋明理学气学一派的创始人 ,在学术界已是定论 ,而从实学的角度研究张载的气学 ,探讨张载气学的实学精神 ,则还是需要大力开发的领域。气学与实学在张载是一个交叉的概念。气学的创立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佛老空虚之学的批判的需要 ,以实补虚、统合虚实是整个宋明哲学的共同的价值导向。相对于宋明理学主流派的实理、实心、实性而言 ,张载贡献的则是实气。实气与虚空并非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 ,双方的关系是辩证的。事实上 ,韩愈以耕农蚕桑、人伦日用的具体实“迹”去批判和否定佛老抽象层面的虚“心”在理论上的无效 ,已经宣告了选…     

王廷相“气本”论的内在理路

王廷相（1474──1554）作为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其杰出贡献是发展了张载（1020──1077）的气学，为后来王夫之（1619──1692）全面总结气论哲学的精神传统，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基于这个认识，以往论及王廷相哲学的论著，固然都比较重视阐述王廷相如何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学，却对其“气本”论的逻辑展开缺乏应有的分析。这不能·不是王廷相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缺憾。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对王廷相“气本”论的分析，便重在梳理其内在理路。至于藉此文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则有待大方踢教。一、“气者，造化之本”王廷相辩证思维的起点…     

王廷相思想中的实证科学因素

太虚始造化,一气判两仪。万形从此出,厥理亦随之。 耳目既已形,聪明乃因依。不有天地气,覆载安附诸? 理先气乃后,兹论委支离。习识痼真鉴,昏老尤难移。 知道古来寡,吾将铸钟期。(《王氏家藏集》卷九《咏怀》) 以上是明代中期杰出的气论思想家王廷相的一首唯物主义哲理诗,诗中表现了他坚持元气本体论的哲学立场,不以时论相转移,独自探索真理而寄希望于将来的高远情怀。王廷相的气论思想上承张载,但在心性论、认识论上与张载和程朱陆王的思想皆不相同。在宋明道学的泛道德论主导中国文化的发展时,他独到而深刻地指出:“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偏矣！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各个差别。”(《雅述》上篇)这在中国哲学史上     

王充气论的思想史意义

哲学与文化形态的差异主要基于思想范畴的不同。气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干范畴,王充气论是中国古典气论的典型样式。泛生命性、泛道德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是王充气论乃至中国古典气论的四大特质。在近代严复气论产生之前,古典气论的四大内在缺陷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哲学超越。气不是一个哲学“纯粹概念”,气从未获得“绝对的纯粹形式”,气实际上只是一个前哲学概念。广而论之,道、理、天、心等主干概念也具有与气同样的哲学本质。缘此,学术界有必要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哲学概念？     

从传统到新变：论“气”的发展向度及其内在演进逻辑

“气”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从先秦诸子的论述,经由汉代董仲舒、王充等人的发展,直至北宋张载,逐渐建立了气的“本体化”向度。程、朱通过理气关系的讨论,构建了气的“理本化”向度。方以智援西学入气,而后严复又对中国古典气论进行了重构,“气”逐渐嬗变为一细微、有质量、有广延性的物质粒子,发展了气的“科学化”向度。古今以来,对气的不同理解,是其内在演进的动力之源,“气”之“整体关联”是其自在性的根源,“体用不二”是气内在的固有属性,“对立和谐”是气生生不息之过程。气之发展不仅体现在对“气”的认知与实践“气”的“性”“理”上,也体现在“气”范式的“生生”转型发生上。     

性善与正心：船山的气学工夫论

王船山的气学工夫论将作为气化流行之根据的“健顺之德”显现在自己的心中,从而有“恒志”之实现。“健顺之德”表现为人心的“知能之德”,是发现和践行“理”的能力,也是人的天道之性。心通过对“理”的发现和践行开辟出人道,从而有日生日成之性。天道向人道的转换,根植于人的健顺知能之德,而有性善之领会;有赖于心对理的发现和践行,而有正心之工夫。船山的气学工夫论不以超越的“理一”为目标,而是追求人道中的众理相续,实现了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突破。     

张载"性"论四题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个命题中:一是“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这可以理解为张载给“性”下的定义;二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张载“性”论的主要特点;三是“性即天道”,这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张载“性”论中的体现;四是“性率天地”,这是张载人性学说的理论依据。     

王船山的气善论与宋明儒学气论的完成——以“读孟子说”为中心

文章认为气善论是船山的基本立场 ,气体论既是船山哲学的宇宙论基础 ,更是其气善论的论证和表达 ,应当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船山的气学思想。作者提出 ,在经历了元明理学在“理”的理解上的去实体化转向之后 ,理不再是首出的第一实体 ,而变为气的条理 ,因此人性的善和理本身的善 ,基于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 ,需要在“气”为首出的体系下来重新定义 ,气善论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为人性和理的善提供一个新的终极的保证。这使得北宋前期以来发展的气本论 ,作为儒家思想的体系 ,终于在船山哲学中获得了其完整的意义     

退溪与奇明彦四端七情之辩及其意义

退溪关于理与气,四端七情,心统性情之说的发展和完善,几乎都是通过与奇明彦的"四端七情之辩"实现的,退溪提出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的命题,开启了朝鲜性理学心性论的争端."四端七情之辩"是李退溪哲学全面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以四端七情之辩为起点,朝鲜的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为中心的具有朝鲜性理学特点的哲学轨道.     

从张载到王廷相:中国古代气学的超越与回复

张载气学弥补了中国古典气学形而上学不发达的缺陷,"太虚即气"、"气兼有无"等哲学命题的问世,标志中国古典气学已趋近内涵的思辨性和逻辑的周密性。明代王廷相在"理学"与"心学"双峰并峙之时,大力弘扬张载思想。在思想史的逻辑进程中,王廷相气学的意义不可忽略。但是,古代气学从张载演变到王廷相,并非单一表现为深化、进步与超越,而是呈现出前进与倒退并重、发展与停滞纠缠的特点。     

从言道方式看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辨析朱子心性论中的“心”

有关朱子心性学的研究和论争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和难点,其中争议较多的集中在以下几个大的问题上:心属理,或属气?心是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心是本体吗?心与理是相通,还是相同?朱子是心性一元论,还是二元论者?心在朱子的心性学说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论文的立意就是抱着这些疑惑,力图在朱子的文本中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立场.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用哲学论述中国文化经验——以“器”、“惑”两范畴为例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论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哲学内涵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了他人的不可靠,从个体的属性上表现了自我的无从把握,从现实的由繁荣到毁灭表现了存在的虚无,从饮食男女的根性之回归表现了世事、人生的荒诞。文学与哲学的高度统一是其根本特征,小说也因此而获得了超常的价值和意义。     

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同天之乐与忧患经世--论张载的理想境界

张载的理想境界既是同天之乐的境界又是忧患经世的境界,是内在成德之乐与外在济世之忧合一的境界。张载认为学礼、循礼不仅可以明理、正心,达到同天之乐,也可以使不仁者仁,亦有济世之功。张载的理想境界不仅对中国儒家人生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对当代个人精神健康、家庭幸福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现象学背景中的意向性问题

倪梁康探讨了现象学背景中意向性问题发端和展开的历史,指出其以意识分析的方式,折射出20世纪西方哲学史从知识论理论哲学向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实践哲学的过渡;张志林指出,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面对意向性这一相同的主题,以不同的概念构架和研究方法展示了不同的风格;孙周兴研究了早期海德格尔正是借助"意向性"才获得了真正的"实事域",并从视域到世界、从理论化到生命体验、从关联意义到实行意义,在意向性问题上作了诸多推进;张志扬尝试从不囿于二值逻辑的检讨方式,即超出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第三种视角,解读意向性问题及其在元典中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