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考据学再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大概成书于战国初期,其词句奇古,文无标点,加之全书为语录体,不得以上下文分析语意。又兼遭逢暴秦焚书之祸,难免讹误衍夺,故自秦汉以降,《论语》多处存疑,众说纷纭。古人行文不加标点,要正确解读作者意图必须句读正确,《论语.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条,因其句读不同,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含义,历来为学者争论不休。概括起来有如下六种句读方式:句读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5:民可使,由之不     

《太平经》校注辨正

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经》,包含有许多口语成分。近年来,有关《太平经》的注本、译本不断出现,但对于某些句读以及语词的理解各注本仍存在一些分歧。利用传统训诂学手段,选取＂衒卖＂＂调戏＂＂些子＂＂以久久＂＂洽究＂等十条,针对现有注本关于这些语词的不同句读及释义予以分析辨正,可正前人之误读,亦可补大型语文辞书之失。     

《授堂金石跋》校点本校语指误

由河南省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授堂金石跋》校点本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便于利用的版本。但该书在校点方面标点舛讹、句读失误、或因袭旧本之讹而不悟、或又有旧本不误而校点本非者不一而足。本文只是就校点本中新出校语有严重错误的部分进行订正。     

谈《马氏文通》的句读

论句读是《马氏文通》的主旨。马氏在例言中说: “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唯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可见,《文通》用九卷的篇幅论字、     

《经典释文》句读训释略论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30卷,是一部解释经典音义的专著。由于音义与句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释文》也作了大量的句读训释工作,从这方面看,《释文》也是一部解释句读的著作。解释句读是当时时代的要求。句读问题,自汉代以下,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释文·叙录》说:“汉魏迄今,遗文可见,或专出己意,或祖述旧音,各师成心,制作如面,加以楚夏声异,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因其所习,后学钻仰,罕逢指要。”这段话是说音读分歧的问题。由于音读与句读密切相关音读不同,那么词性也不同,词性不同则词义异,于是     

论《马氏文通》的句读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它借鉴拉丁语法的框架,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入手,对古汉语语法进行了全面描写。其语法思想,特别是关于句读的精辟论述,多有创见,对近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领会《文通》句读论的深刻内涵,对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结构上,《文通》可分为两大部分:字类和句读,即词法和句法两部分。在《例言》中马氏曰:“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唯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可见,《文通》用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论字类,完全是为论述句读服务的,句读问题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也就一目了然了。     

关于《马氏文通》句读论的几点思考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的例言中说：“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①由此可见，句读论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是该书的重点，正名、字类等内容都是为它作铺垫的。“句”和...     

《周易》句读辩正四则

关于《周易》中各卦爻辞的句读,学界争议较大。正确的句读是准确理解《周易》语言的重要保障。结合该书的成书地安阳的方言、上下文语境以及语篇结构考察可知,其《无妄.初九》之"无妄往吉",正确的句读当为:"无妄往,吉。"《泰.九三》之"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当断为:"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井.九五》之"井冽寒泉食"当断为:"井冽,寒泉食"。《既济》之"亨小利贞"当断为:"亨,小利贞。"     

古书标点句读商兑

读古书有二难;一是词义难解,二是句读难定。 词义问题,可以通过查字典辞书来解决;句读问题则比较复杂,需要我们灵活运用词汇、语法、音韵、修辞、逻辑等多方面的知识加以综合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杨树达先生在《古书句读释例》前言中说: 句读之事,视之若甚浅,而实则颇难。《后汉书·班昭传》云:《汉书》始出,多未能读者,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何休《公羊传序》云:“讲诵师     

<<国语>>与<<左传>>之假设句比较

本文就假设句之范围,将《国语》与《左传》加以比较,以窥当时语言之一斑及两书文字之同异。     

新发现《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及其价值

从流失日本的《湖南省例成案》中发现载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湖南省政当局三司道颁发的《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将其与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所载陈氏《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比对、分析,可以认定该条规的法律地位高于陈文,具备政府行政法规之权威性、规范性和严肃性。而且,《培远堂偶存稿》所载陈文系陈氏后人在整理文集时从《湖南省例成案》中录入并作了一定的文字处理,故该条规的文献学价值亦高于陈文。从内容上看,该条规非常完备周详,应就是以往缺失的道光《城南书院条规》之前“已属周备”的书院条规,从而填补了岳麓、城南两书院专志记载中的缺失或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一是从规制上厘清了岳麓、城南两书院之关系与定位;二是反映了官方对两书院控制的强化和两书院的官学性质;三是突出了两书院尤其是岳麓书院的办学特色;四是于两书院的收入、使用有比较可靠完整的记载;五是于两书院师生员工之员额编制及待遇亦有比较详细可靠的记载。     

《王安石<字说>辑》校补

张宗祥的《王安石<字说>辑》一书,是迄今收字最多的《字说》辑佚本,然存在字头失收、释义不全、字词讹脱衍倒以及句读之误等不足.文章依据相关古籍予以考证,对该书进行相应增补和校订,在一定程度上可为研究王安石《字说》提供新的参考.     

关于《渤海国记》

靺鞨族大氏所建立的渤海国,其族系,《新旧两唐书》说法不同. 旧书《渤海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新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一称为高丽别种,一称为靺鞨附高丽者.金统??先生《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丛考》对此依违两可,他开始似乎倾向旧书的说法,但接着又说:“考粟末靺鞨为勿吉七部之一,居于长白山之北,高丽盛时盖已并而有之……高丽既亡,大氏一族迁于营州,后来李尽忠之乱,东渡辽水,保聚于东牟山,北即粟末故地,去大氏所居故地亦不远,其所治之民亦多仍粟末部之旧,故旧新两书皆以粟末靺鞨称之……总之,大氏一族初附于高丽,     

“施耐庵之谜”的新答案

“施耐庵之谜”的新答案曹晋杰，朱步楼近读张惠仁《水浒与施耐庵研究》，王同书《施耐庵之谜新解》，两书均对大丰县白驹镇和兴化县施家桥村发现之有关《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文物、史料进行了考证，作出了肯定性的结论。两书还对拙作《施耐庵新证》中关于王道生《耐庵墓志...     

《资冶通鉴》标点献疑

《资冶通鉴》标点献疑邱进之“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本《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的一大成果，造福当代，泽及后世，其功甚伟；惜乎其中句读，尚有若干可以商榷推敲之处。笔者不揣冒昧，在此拈举数则，以就正于方家。一、秦纪三、二世皇帝二年：李斯闻之，因上书言...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集墨学研究之大成，化多年心血于一书──评杨俊光《墨子新论》

集墨学研究之大成，化多年心血于一书──评杨俊光《墨子新论》桑叶杨俊光同志是当下我国专事先秦名学研究且成果卓著者之一。他“学养深厚，长于辨析”，又勤奋刻苦，不计寒暑十多年，辛勤耕耘，著作虽不多出，但《公孙龙子蠡测》、《惠学锥指》两书一出版就受到学界关注...     

《左传》《国语》中变占新考

1 占筮是古代易学应用的一个重要内容。《系辞上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指出了占筮在古代易学中的地位。现在流传下来的较早的有关占筮的文字记载,见于《左传》和《国语》。两书中共有涉及《周易》的记载2条,其中有6条是引用《周易》以说明或评论事理的,关于占筮的有16条,其中有14条涉及卦变。     

清宫连台本戏《铁旗阵》演出情况载录订误

《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清升平署志略》两书,是为后人研究清代宫廷戏曲必看之书目。碍于当时客观条件所限,两书中关于清宫连台本戏《铁旗阵》演出情况的载录存在错讹和遗漏。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两书记为咸丰五年的这次演出,实际演出时间应为咸丰六年至咸丰七年;二是后书记为光绪二十三年的这次演出,实际演出时间应为前书所记之光绪三十二年;三是两书皆记《铁旗阵》曾演四次,翻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等书中所载,可知清宫内廷实际曾经六次搬演《铁旗阵》,具体为道光朝四次、咸丰朝一次、光绪朝一次。     

体系的假面——姚永朴从《国文学》到《文学研究法》的转变及其接受

姚永朴两本文字颇有雷同的著作《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法》,其出版相距不过四年,但学术声名却一隐一显。学人多以"体系、结构、组织"之善为由褒奖《文学研究法》,也因此消解了《国文学》的成就。而笔者经过对这两本著作的细读、剖析和比较,反倒以为《文学研究法》"体系"之建构并不成功;相反,《国文学》表面松散的撰述方式却别有内在理路,更能扬永朴之长而避其短。学界忽视两书之内情,径以表面之"体系"、"结构"为衡量,这一现象实际上折射出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著述观对中国学术产生的深层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