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初衷

《新青年》的自我定位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它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它致力于介绍外来新知,帮助青年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它致力于传播现代政治哲学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法理,帮助青年认识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它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和旧艺术,帮助青年冲破专制制度所造就的文化传统;它所推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包括政治革命。《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的初衷,是使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补课。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新青年》的这一初衷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国家体制而言,《新青年》不是革命派,而是补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说到底是为了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     

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很值得商榷。由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似乎由物质层面经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转化,由此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因为这一过程大体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课题的不断深化过程。虽说这一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有一致之处,但它不是现代化进程本身。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

五四启蒙运动有三个问题值得重新评说:一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是与非。五四启蒙运动常常因致力于思想文化问题而受到非议,但作为政治革命之后的思想文化补课,五四并非"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这种选择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二是为什么反对"调和折衷"。这也是"五四"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极端化的态度,并非只是出自策略性的考虑,而是不相信调和折衷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只要面对文化冲突的实际,就会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是无法调和的。三是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从属和服务于救亡的。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启蒙运动虽然与救亡相关联,但它以人为出发点,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民族或国家。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这是至今并不明晰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这就难免导致后来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本文认为 ,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看 ,新文化运动是政治变革完成之后的一场思想文化补课 ;从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的关系看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运动 ,也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全面接轨的运动 ;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与努力方向看 ,它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 ,又是争取人的独立、自由与权利的运动     

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本文认为,从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行转化为现代社会;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作者从这三个视角重新界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即它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世界现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先导。本文提出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五阶段分期说,指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条主线就是传播现代文明的成就。本文针对目前来自新左派、民族主义以及自由派内部各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观点,从历史事实和理论构造层面进行了一一分析和驳斥,并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指出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类一笔债。     

"个人主义"--"五四"一代之"公同信仰"--从鲁迅、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

将民主与科学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特质,几乎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史实。本文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显性旗帜,而“五四”新一代知识者之共同精神信仰则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先知类型”的“个人主义”为那一代知识者提供了独异的生命激情,从而使他们在中国传播异质性思想成为可能。本文力图从鲁迅和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对该问题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一篇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文中以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之觉悟,反思了晚清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之伦理变革的时代主题.<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所阐述的唯文化论之启蒙主义、全民主义之民主理念、批判儒教之反传统主义,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核心观点,具有独特的思想史价值,堪称新文化运动之纲领.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和女子参政运动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知识女性们第一次掀起了由女性自己领导的、争取女子参政权运动的高潮。而1911年至1913年创办的女性报刊．其主要特色便是鼓吹女子参政。其中,《神州女报》、《女子白话报》和《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成为鼓吹女子参政的最有力的三大女性刊物。作为舆论鼓吹工具,女性报刊无疑推动着现实生活中女子参政运动和参政思潮的向前发展,不过,因时代的局限性,女性报刊对于女子参政的宣传鼓动作用有效,但也有限。     

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下)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中国人为了解决在"万国"竞争格局下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急迫地开展了自救性质的民族振兴运动。民族振兴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政治运动,但它在初期确实是把中国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推向在文化领域兴起革新运动的外在动力;而当近代文化革新运动由不自觉而渐自觉、由表及里而指向本体,或者说当文化革新运动由从属于政治运动而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化本体的革新运动,尤其是进入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涉及民族文化内涵的兴革阶段时,两种文化选择便摆在中国人面前:是追随西学进一步向"西"走、指向"欧化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还是在"万国"竞争的世界、在民族危机的当下坚持文化创新中的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精神并强化民族认同及凝聚力?这是当时中国人在开展文化革新运动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正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始终摆脱不了的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巨石压迫这一历史特征,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从以民族主义为外在动力逐渐深化为以民族主义为内在灵魂的历史进程。     

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     

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上)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中国人为了解决在"万国"竞争格局下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急迫地开展了自救性质的民族振兴运动。民族振兴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政治运动,但它在初期确实是把中国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推向在文化领域兴起革新运动的外在动力;而当近代文化革新运动由不自觉而渐自觉、由表及里而指向本体,或者说当文化革新运动由从属于政治运动而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化本体的革新运动,尤其是进入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涉及民族文化内涵的兴革阶段时,两种文化选择便摆在中国人面前:是追随西学进一步向"西"走、指向"欧化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还是在"万国"竞争的世界、在民族危机的当下坚持文化创新中的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精神并强化民族认同及凝聚力?这是当时中国人在开展文化革新运动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正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始终摆脱不了的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巨石压迫这一历史特征,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从以民族主义为外在动力逐渐深化为以民族主义为内在灵魂的历史进程。     

建设与弘扬新时代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建设与弘扬新时代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关键环节是对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认同。党内先进政治文化从文化理念到践行、从建设到弘扬都有其内在机制。建设和弘扬新时代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包括认同机制和双向互动机制。党内先进文化的认同机制包括完善认知认同机制、优化情感认同机制、深化理性认同机制、健全扶贫帮困的调节机制、激活行为认同机制、强化自律转化机制等,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弘扬的双向互动机制。保证这些机制的理性运转对消解各种不良党内政治亚文化的侵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正确方向,促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序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述评

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问题。但与其他文学形态及其研究相比,备受冷落。关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汗牛充栋,大都忽视了它的存在,以至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其“在场性”,寻找存在的条件,分析遭遇冷落的原因。而其“在场性”刚刚得到认可,研究还没深入,论者就迫不及待地探讨其“终结”的原因,致使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无论“缺席”还是“在场”,都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处境尴尬。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

“智性直观”概念在欧洲大陆理性派那里有其思想来源,康德对该概念的提升和改造在于使之与数学直观割断联系,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一是我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一种撇开感官直接直观自在之物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直接给出对象的能力,三是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所模仿的“原型”的能力,所有这些含义都只是一种逻辑上不矛盾、事实上对于人来说却不可能的假设。康德的智性直观对德国哲学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