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吊屈咏骚传统与汉晋文人士大夫心态变异

两汉魏晋以来，以屈原行事与作品为母题的“吊屈咏骚”之作成为文人士大夫借此表述内心情愫的重要方式。屈原行事与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为不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因此，对屈原行事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便表现出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与评介标准。屈原行事与作品已经不再作为一种历史的认同，而是迟渐走出历史的局限融入到时代的发展之中。不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屈原行事与作品的不同阐释，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屈原庄周浪漫主义比较观

一般认为,屈原与庄周的创作方法,都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其同其异,所见不一,此文从几个方面试作比较.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历来存在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种主要创作方法,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按照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的说法,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实主义是“正确地不加修饰地描写人和人的生活条件”,即“从既定的现实底总体中抽出它的基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屈原诗歌成就刍论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的辞作家 ,屈原开创了我国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屈原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精髓 ,已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屈原的作品在艺术上有极大的独创性 ,在诗歌的语言形式、表现方法等方面 ,也有令人瞩目的创新和发展 ,因此 ,屈原的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爱妻》:文学异托邦与智能时代的精神探索

智能时代的文学创意已成时代命题。香港作家董启章小说《爱妻》立足未来，形塑“局外人”“双性人”“AI人”系列群像，重视文学精神价值、再勘哲学伦理内核，开辟文学“异托邦”。作品理性精神与人文思考的互融彰显出文学由启蒙性、现代性的追问到全球化、智能化的省思，为当下及未来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可鉴之径。     

初唐“四杰”与《楚辞》

"四杰"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者,在反对齐梁文风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这很容易导致对屈原产生偏见,王勃和卢照邻就曾经对屈原有所指责.骆宾王、杨炯对于屈原的认识与王勃、卢照邻又不同,他们两人都不曾贬低过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和卢照邻对于屈原的认识在后期也有所改变.在创作上,"四杰"都受到了<楚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四杰"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     

宋玉及其创作综论

宋玉容貌俊美,体态闲雅,才华横溢,精于音律,善于辞令,是屈原之后楚辞写作的第一人,文学史上以"屈宋"并称。宋玉的总体文学成就虽然难与屈原比肩,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的创作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如果说屈原之作是伟大的政治抒情诗,那么,宋玉之作则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开端。从宋玉开始,中国文学开始了独立演进的漫长航程。     

巫楚文化:沈从文与屈原

楚文化的特点是"巫"。屈原是历史上楚文化的代表和传承者,近现代湘西文化作为巫楚文化的孑遗,成为沈从文创作的源头活水。沈从文和屈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承传了楚文化,使楚文化成为不同时代人们表达文学理想的重要资源。     

试谈唐代的屈宋评论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宋玉是继屈原而出现的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他们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为中国的诗歌发展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然而,对他们的作品及人格的评价,自司马迁以来就产生了分歧。唐代的文人学者,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站在不同的角度,因而对屈原与宋玉的评价,同样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认真地研究这些矛盾的说法,对于我们了解《楚辞》研究的历史是很有益的。一、批评屈原和宋玉     

张平小说写作的方向、价值简析

张平小说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它的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情怀、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含金量”和近距离的“纪实品格”。其《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都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 ,都有大量的现实素材做基础。张平的小说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 ,它不仅仅限于提出问题 ,而是要积极地干预现实 ,尤其重视对社会正面力量的褒扬和歌颂 ,充满了正面的激情 ,散射出积极的理想主义光彩。张平小说其实正代表着一种文学传统 :为人民代言 ,为老百姓鼓呼。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优秀的、源远流长的写作传统 ,如儒家的“文以载道”论 ,以《诗经》为开端的现实主义传统 ,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 ,杜甫的“三吏、三别” ,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 ,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赵树理的全心全意为农民写作、甘当“文摊作家” ,当然 ,还有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我们党后来的一系列类似的文艺政策等等。张平的小说创作正是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它的出现、成功 ,无疑是对文学领域那种远离“大众生活”的私人化倾向的有力针砭和拨正。代言传统小说 ,过去曾经步入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政治化的歧途 ,而张平却未落窠臼 ,他的小说写作已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如自?     

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古老东方的西西弗斯——屈原生命历程的修辞学阐释

屈原是中国古代传统士人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生活在一个充满荒谬的非理性世界之中,他的生命就是反抗荒谬的生命.屈原作品和他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而又一一对应,作品的不同体式和风格与他心绪、理性思考所得也存在着对应关系.这正符合艺术修辞学所包含的信念,即创作主体的作品和他创作作品时的心态存在对应关系.后结构主义者德鲁兹建构了一套社会发展历程的模式符码化--超符码化--解符码化--再符码化.这个模式所反映的矛盾的结构运动和屈原的生命历程及其代表作存在对应关系.从这三者出发,可以对屈原生命历程作一修辞学上的阐释.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