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中国古典诗歌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

英美现代派诗歌滥觞于英美意象派诗歌,而中国古典诗歌对于英美新诗运动尤其是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意象派诗歌借鉴并采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策略即意象直呈和叠加的策略.最后,就有关周桂君先生对意象主义误读进行商榷.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与新诗合法性有关：论新诗的技艺发明

新诗技艺之“技艺”一词在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之间、新诗和古典诗词之间使用的方式和所指的含义显然不同。诗人是从发生学角度使用技艺；诗歌评论家是从阐释学角度使用技艺——在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辨认、分析、归纳作品中体现的作者使用、组织材料的特殊方式的痕迹，那些有个人个性特征的巧妙方式，并对其作出阐释。古典诗词中的技艺是在公共规则之下的个人竞技发明，而新诗技艺是潜含在个人的诗歌美学与观念之中。新诗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一套明确的形式规则，因此也就没有这规则之下才能形成的一套明确的技艺。诗歌技艺是一个中性的技术性范畴，是客观的工具，不涉及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可以使用同样的诗歌技艺为自己的诗歌意识形态服务。诗艺就像武器装备一样，是工具。但如果更深一步地分析，会发现技艺的公共属性和技艺的独立属性并非这么绝对，并非没有其限度。新诗技艺重在结构与形式的发明与想象，对内容的审查；诗艺又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同时是个性与风格的体现。技艺并非脱离内容，而是在表达内容的压力之下的发现或发明，技艺也是来自于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     

论惠特曼自由诗对胡适白话诗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与惠特曼开创自由诗有着相似的历史语境,二者都是在文学代变的关口,分别承担起了中美诗歌变革史上除旧布新的历史使命。胡适提倡白话诗的目的是要推翻文言文学,建立白话的国语文学,而惠特曼则是为了冲破英国文学的藩篱,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独立的美国诗歌。在白话诗诗学理论的阐述上,胡适偏取了惠特曼自由诗的分段自由、造句自由和诗歌散文化等诗歌主张。但由于白话诗发展进程的内在制约等原因,在诗歌的意境和风格上,胡适对惠特曼自由诗的接受并不明显。     

古典诗歌用典论

用典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特征,早在先秦时代已开始萌芽,当时的用典以直接引用为主。春秋时代的赋诗奠定了以切合情境为主导的用典原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用典超越了径引成语与史事的阶段。随着成熟的文人诗出现,用典从“套语”中挣脱出来,典故与原文语境的关系也变得密切。诗人由“引事”而“用事”,致力于以自己的语言运化典故,使其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用典水平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指标。典故并不是封闭的“资料库”,而是能通过衍生、扩展、转移等方式与时俱进的有机系统,使古典诗歌长久保持活力成为可能。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漫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治学诗

治学类诗歌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所独有的类型.虽说它是借助诗的形式谈治学之道,但由于诗人采用了形象的语言,有韵味的诗句,又用设比联类等手法去表达抽象的道理,因而仍有其可读性及现实意义.     

论李金发诗歌的古典意蕴

李金发是公认的中国象征派诗歌的鼻祖。大多数论者认为 ,李金发的诗“远离了民族的传统而走上了完全欧化的一路” ,却对李诗中俯拾即是的古典意象、古典格调视而不见。其实 ,李金发主观上并不忽视“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 ,而是力主将中西方文化“试为沟通”。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中国文人。李金发的诗之所以晦涩难懂 ,原因有两个 :一是“食洋不化” ,二是他的“中文”底子并不厚实。     

庞德意象诗与中国古典诗歌

20世纪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创始人埃兹拉.庞德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以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为支撑,庞德提出了以"意象"为其核心范畴的意象派理论。由于中西文学在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和审美价值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庞德在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两者诗学理论主张有别,庞德意象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     

中国古典诗歌与越南古代汉文诗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它对越南古代汉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式和内容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两国历史、文化交融以及越南崇尚中国古典诗歌的民族文学审美心理而导致的结果.越南汉文诗在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同时,不断创新,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学特色.     

白话为诗与新诗正统的确立

五四前后的白话诗是白话与新诗的时代结合,由白话诗过渡到新诗概念主要来自白话自身地位的确立。在放逐文言为诗的正统地位之后,白话为诗取而代之,并在"白话"与"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新的钟摆现象。这一历史过程,既参杂着白话新诗与古典诗歌决绝后自身命名的特殊性,也含纳白话为诗作为常态与正统地位的时代特征。     

新诗：在通向白话的途中——以早期新诗四个流派为中心

白话为诗是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跃居诗歌正宗的核心环节,无限贴近口语和与土白的进一步分离,成为新诗语言形式探索的又一标志。象征派、新月诗派、现代派和中国诗歌会等四个诗歌流派．代表着此一时期白话诗史上四种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结的诗歌语言走向,白话本身在诗语层面有清晰而明确的流变脉络。在“白话”与“诗”之间,白话新诗始终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     

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增值接受

对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接受都存在着增值现象，而以中国古典诗歌最为明显，最为普遍。文章运用接受理论，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作者和读者三个角度来揭示中国诗歌的增值现象，并探究其增值现象之所以明显，普遍的原因。     

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

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是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体悟中得出的审美情感归结。含蓄一语,古代诗论者在诗歌鉴赏中从不同视阈多有论及,梁启超等人在现代语境下对古典诗歌含蓄美作出重新阐发,认为含蓄是古典诗歌传达情感的表现手法。本文从诗心美学角度认为,含蓄美是诗人对诗歌的领略、体悟,以达到对生存本体的一种生命体悟。     

古典·现代·后现代——梨花诗与诗歌通俗化问题

梨花诗的口语化与中国古典诗歌通俗化趋势一脉相承，梨花诗是现代白话诗的极致——它既是对现代白话诗语言形式的继承，也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反叛；梨花诗渗透着打油诗的讽刺批评精神，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趣与俗是梨花诗进行后现代诗探索的两个路径。     

古典·现代·后现代——梨花诗与诗歌通俗化问题

梨花诗的口语化与中国古典诗歌通俗化趋势一脉相承,梨花诗是现代白话诗的极致--它既是对现代白话诗语言形式的继承,也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反叛;梨花诗渗透着打油诗的讽刺批评精神,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趣与俗是梨花诗进行后现代诗探索的两个路径.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语言制约诗歌:略谈旧体诗的语言基础

针对目前对新诗主体论的怀疑,谢冕认为,古典的方式不可能适应现代的生活,新诗依然是而且始终是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的最适宜的方式。朱寿桐认为,汉语新诗的主体地位有其必然性,它是经过较长时间摸索建设起来的一种新型诗歌。谭五昌认为,新诗否定论本身有其逻辑错误。周晓风、程小诗认为,旧体诗的语言制约了诗歌表达而导致了言文分离,只有新诗才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李永东认为,新诗主体论本身是有限度的,应该辩证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