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难与国难文学史——关于《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在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划分出百年国难(1840-1937)与八年抗战(1937-1945)两个时期,提出了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范畴,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百年史的时代本质是国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则是国难文学,应当将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由外来入侵所造成的历次国难事件为题材的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专题文学史加以研究,对其中所蕴涵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并以此对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中的相关史料与叙述,从文学的角度加以丰富和补充.     

“国难”时期学者的两难困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被知识界称为“国难”的危机面前,一度隐身校园的大学教授纷纷走出象牙塔,踏上从政之路,尽“书生报国”之志.然而已经习惯于大学校园生活的他们,在进入官场后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在面对官场的利益纠葛与派系纷争的同时,还不得不面临着做官还是做事的两难困境.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最终使他们沦为政府的“装饰品”.     

科学与国难：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讨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依托于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知识精英们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他们通过如《独立评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同人杂志公开表达了对国家各方面建设事业的构想，其中尤以对国难时期科学研究如何与国家命运相联结建言为多。文章将对此加以回顾，以此描绘出那个时代专业知识分子们在特殊情景下所做出的抉择。     

简论叙述主义史学——以《元史学》为例

在语言学转向过程中,现代西方人文哲学从逻辑性思维转向了隐喻性思维。他们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从原初上来说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先于逻辑概念的隐喻思维之上。本文即以当代历史哲学中表征的语言学转向为探讨中心,来展现史学与文学学科之间的可能关联。     

1931—1937年苏联的远东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这是由于苏联当时国内外条件所限,也是为了达到避战自保的目的.德日防共协定的订立使苏有两线作战之忧,继续保持中立已不可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对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联也开始走上援华道路.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推动--以围绕罗森研究的中日史学交流为例

中国历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要把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 ,放在世界全局和国际关系的格局之中 ,从各种角度去考察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 ,同时从各个角度对中外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剖析 ,为此必须积极开展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 ,中外史学交流也日益频繁 ,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史学研究 ,对罗森的研究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经世思想的时代性嬗变——以清代的史学经世思潮为例

经世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这种意识的内涵与表现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所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清代,这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嬗变,在清初、乾嘉和清末,史学经世思潮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清初,朝代初建,学者们力主经世之风,因而在史学思想上侧重于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加之文字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经世思潮相对淡化,注重考证校勘;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西方思想传入,经世致用思想又以救亡图存的全新面貌活跃在史学研究中。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史学与政治的勾连--以20世纪美国史学思潮的演进为考察对象

史学自兰克时代起至20世纪60年代,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以价值中立为标榜,以追求绝对的一元历史真理为奋斗目标。然而,史学总归是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本质是价值选择,价值选择就是一种政治态度。美国史学思潮的演进表明,史学力图脱离政治而达科学之境,实属非分之想。     

困顿的守护者：庚子国难中的“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

1900年8月北京陷落后,数以百计的殉难官员在自裁之前均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惶恐、观望和最终的绝望。作为临危受命的京师团练大臣,勉力履职的王懿荣更是在经历这一切的同时,还因相互交织的政策扦格、人事倾轧、事权不属而饱受困顿之苦。清廷抚团御侮策略与维护治安需求之间的冲突连同枪械无从筹措、团练总局内五城御史的排挤,导致手中仅掌握1500名练勇的王懿荣在维护京城秩序的过程中深感“无权无饷”“劳心劳力”,从而在庚子盛夏义和团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只能扮演“看街老兵”的悲剧性角色。相较于那些因兵败自裁或含冤而死者所具有的壮烈和悲情色彩,王懿荣的赴死淡然而从容,或最能体现传统士人对“主辱臣死”这一忠君观念的践行。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从史学“两重性”到“四分层”——论新时期史学本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分层”正是为了探究“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但这必然引出的问题是：史学各分层上的知识本质和认知形式的不同终究要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划分？因此,关于史学本质首先应探讨的是其判断标准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将史学本质问题说清楚。     

论中国史学面临的“挑战”——学术史视阈中的考量

史学面临挑战,在不同语境下含义不一,但更重要的是针对中国当代史学而言的。所谓中国史学面临的挑战,有阶段性和多样性。它是史学危机的变脸,史学困惑的新象,其学理在当前集中指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自身确实存在着许多悖论和问题。面对社会和史学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学界要变挑战为动力,改善历史叙述范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试析史学评论界“栽花”风盛行的原因

史学评论界“栽花”风的产生和盛行 ,外因在于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学术界的侵蚀和学术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对学术的影响 ,内因在于史学评论主体大多缺乏刚正的批评品格、铁肩担道义的批评胆略和必需的学科知识、史学意识、认识能力、专业知识等素质。不改变史学评论严重滞后于历史研究的局面 ,史学事业的发达将成为一句空话。     

《论语》章句学诠释——以“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为例的讨论

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作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制度化”史学与“政治化”史学——兼评王记录教授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总结期和嬗变期,深入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传统史学体系至为重要。近年来,学术界对清代史学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断精进,相关论著异彩纷呈,不绝如缕。概括起来,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家的个案研究,对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史学流派的研究、对边疆民族史学的研究、     

漫议市场经济下的“史学无用论”——历史学与市场经济研究之一

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历史学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它在经济活动中没有用，这种偏见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尤为突出。事实上，历史学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包括总结经验教训、确立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认识自我和确立自我的适当位置，进行社会教育、建设当代精神文明、参与社会决策等各方面。之所以导致史学无用论并泛滥成灾，即有体制转形过快、商潮来势过猛的影响，也有应用学科的冲击，受历史学自身特性的制约等客观原因，更有研究脱离现实等主观原因。所以，能否消除“史学无用论”的影响，让历史学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而重放光芒，关键还在于史学界自身，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我们努力……     

“全球史观”究竟是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简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中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至今风靡一时。但是全球史观究竟是一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却尚无定论。基于斯氏全球史观的概念与内涵,以及从斯氏全球史观引发的思考,可以认定,全球史观不能算作史学方法的新创造,而是传统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学理想,这个理想换了一层新衣,即史家对新千年人类普遍焦虑与迷茫的一种应对与安抚。     

史学史研究: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以司马迁《史记》为中心

进行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 ,实则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求历代史学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儒学的关系 ,探求优秀历史著作的产生与时代思潮的关系 ,开拓新的研究课题 ,丰富我们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通过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 ,对于儒学 ,则能进一步认识它的优良精神对中国文化的灌溉作用 ,认识它的思想精华在向近代社会转变时期 ,如何构成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