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的禅缘诗境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与佛结缘得益于当时儒释结合的文化背景.他因爱慕山水而游历寺院,欣赏高僧才学而与之交往,种种行为密切了与佛教的关系.在与佛教长期的交流过程中,成就了欧阳修诸多以寺院风景、寺院游历生活、与禅僧交游为主要内容的传世诗歌作品及其独特的禅缘诗境.作为有宋一代的名儒,欧阳修可谓是"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诗结缘".     

论印度“诗以言教”的诗歌传统(一)

综观印度三千年的文学史,几乎可以说成是诗歌和诗剧的发展史。印度最早的文学作品是上古诗歌总集——《吠陀本集》。其后有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产生,使印度古代文学得以举世瞩目。此后又出现了佛教诗人马鸣、迦架陀娑、伐致呵利、苏尔达斯、杜勒西达斯等大诗人,更显示出印度文学的卓越成就。近代大诗人泰戈尔以其颂神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更使印度文学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峰。印度历代经典喜欢采用诗歌体,朝廷中也培养宫廷诗人,国王有擅诗者,后妃公主也往往以能诗著称。至于印度戏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韩愈《师说》儒佛道三教思想交融探微

韩愈一生旗帜鲜明地反对佛道,直斥佛道两教为异端邪说,以维护儒道自任,但同时又与僧侣、道士勤于接触唱和,交往频繁,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这说明他对佛道两教带有一定的妥协调和色彩,在思想上不免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其名篇《师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就分别受到了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儒教之＂道＂,二是解佛教之＂惑＂,三是倡道教之择师观。     

从《马诗》二十三首看咏怀组诗中诗美观的沿变

本文通过对李贺<马诗>二十三首的分析以及与阮籍咏怀诗歌的比较,试图追寻诗歌发展沿变背后表现与再现诗美观的消长与互补.论文认为,<马诗>二十三首不仅是咏物组诗,也是承继了阮籍咏怀组诗特点的咏怀组诗,其抒写情感的角度逐渐由内心世界转向外物,构思方式从以寓意为主转向刻画形象为主,诗人主体创作意识由表现的创作手法和诗美观转向了再现的创作手法和诗美观.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山水情怀

"安史之乱"对盛唐诗人的心态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盛唐时期相比,战乱中的山水诗呈现出新变的特征:盛唐诗人将愤世哀世、悲天悯人的社会意识注入对山水的观照中,显示了儒家强烈的入世精神;盛唐诗人由开阔的胸怀转向对自我心灵的关注,在对山水的描绘中显示出奇崛深幽的个体忧愁;战争中的山水诗不再体现平静而超然的心态,而流露出枯淡空寂的情调。从山水诗的变化也可窥见战时文学的特点。     

北朝的寺院经济和反佛浪潮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后,即受到统治阶级的崇信,成为他们锢蔽人民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到北朝时,更是广为流播,寺院之兴盛,僧侣之众多,“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寺院不仅是蒙骗人民的宗教场所,而且直接占有土地和劳动力,成为封建经济组织。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僧侣大地主阶层,他们兼并土地,放高利贷,收纳逃户,残酷地剥削寺内下层僧侣和寺外农民,成为社会危机深刻的根源。因此,随着寺院经济膨胀,反佛浪潮高涨。北朝时,僧侣起义接连不断;北魏、北周时二度灭佛。崇佛与反佛成为北朝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过去,学术界多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佛     

说盛唐气象

我国古代诗论中的气象,指诗歌的外部风貌即风格。盛唐气象指盛唐诗歌的风格特征。盛唐诗歌的风格特征,一是浑厚,二是雄壮,它表现在盛唐大多数作家作品中间,而与初唐、中晚唐诗显示出区别来。这一看法,滥(?)于宋严羽,在明清诗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盛唐时代所孕育的人们特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一是前代优秀诗歌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盛唐诗歌由于具有卓越的艺术风格和强大的艺术魅力,所以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喜爱。盛唐大多数诗人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健康的审美观,因而能写出大量优秀作品。这是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悲伤与诗——论《罗摩衍那》的艺术美意识

无论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一开篇诗人就呼唤诗歌女神缪斯赐予灵感。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柏拉图高唱的“灵感论”——“凡是高明的诗人,……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在柏拉图看来,优美的诗歌不是人的歌唱而是“神的诏语”,诗人由诗神赐予灵感即神灵附体而唱出美妙的诗歌,成为“神的代言人”。如果说,荷马史诗开篇即以片言只语给人提示了诗人秉承的艺术美意识的线索,那么,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开篇里,则以更多的篇幅,或以形象或以理论表述的口吻更显豁地披露了史诗作者的艺术美意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关于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     

直觉思维与现实摧毁：北岛后期诗歌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

朦胧诗人北岛,可谓当下汉语诗坛领军人物。通观其诗歌写作,应以20世纪90年代移居海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其移居海外后的后期诗歌写作中,其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主要运用的是直觉思维。这一直觉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直接造成了对现实的摧毁和对真实的颠覆。毫无疑问,被摧毁的现实给诗带来了极高的审美价值：一方面它使诗实现了美与真的分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诗歌语言的巨大张力。     

论《全唐诗》中的“渭水诗”

《全唐诗》中对渭水有过描述的诗人共90位,而这90位诗人创作了128首"渭水诗"。这些渭水诗大体可划分为借景抒情诗、怀古咏史诗、即事感怀诗、唱和应制诗、送别友人诗、战争苦难诗、挽歌悲泣诗、其他八类。这些"渭水诗"在唐代山水诗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达到了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顶峰。     

唐诗中的鉴真

鉴真作为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近年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者多侧重于宗教、历史以及艺术、医学等,运用文学资料独辟蹊径者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藏中进较早注意到唐诗与鉴真的关系,指出唐人皇甫曾《赠鉴上人》实系送别鉴真之诗。这一独创性阐释,不仅对传统的鉴真研究形成冲击,而且也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佳话。本文在吸收和扬弃藏中进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祐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纠正了藏中进的某些观点,补强了藏中进学说的部分环节。     

元稹浙东幕诗酒文会活动考论

中唐诗人元稹在任浙东观察使期间广辟文士幕僚,结交僧道人物,山水游赏,诗酒文会,堪称一时之盛。元稹浙东幕诗酒文会活动具有两大时代特色,即歌舞佑酒的世俗化特征与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它既是东晋兰亭宴集传统的延续,也是中晚唐之际时代背景与文人心态的折射,更是东南地域文化精神的表现。     

唐诗传播初探

社会重诗风气和以诗取士积极推动了唐诗传播,并为之营建了良好的传播环境。唐诗传播途径由散点式个体传播逐步向社会辐射形成片状传播,并由交通网联结成庞大的传播体系。唐人对传播是积极的、主动的,并能注意传播反馈。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唐诗中的长安大兴善寺影像

长安大兴善寺是隋唐王朝的"国寺",殿堂巍峨,法相庄严。不幸的是,大兴善寺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排佛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后,大兴善寺其名不见经传,其貌不得其详。所幸的是,唐诗中有20多首诗歌涉及大兴善寺,为我们了解大兴善寺风物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诗作绘声绘色地摹写了大兴善寺的池、院、松、贝多树等自然景观,由此依稀可见唐长安大兴善寺风物粲然。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唐代都市诗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都市最迟从汉代起就已经十分繁荣,都市也一直没有脱离文人的审美视野,但是在文学研究中传统都市诗歌被忽视。以唐代都市诗歌为切入点,探究其演变特点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人心理乃至传统文化积淀可以发现,初唐京城诗受汉代京都赋的影响表现出政治性夸饰和政治性讽谏,盛唐之后都市诗歌呈现出看似矛盾的两面:或为对都市的疏离冷淡或为对都市繁荣不再的缅怀与感伤。矛盾的两面指向共同的内核:传统文化中没有为人们建立起除了政治性意义之外的都市生活意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