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

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本质内涵的中国梦,是由无数中华民族成员个体梦想汇聚而成的国族梦,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与价值追求。国家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物质体现。国家认同观照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民族意志与民族愿景,是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依据民族共同社会特征承认中国梦这一族群梦,进而获得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是个体民族成员与生俱来的基本认知与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梦认同的特定场域与国家认同的现实依托,构成中国梦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结合的实践载体,也是中国梦认同到国家认同价值演进的具体场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高度互补,则为中国梦认同归旨于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路径。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

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时代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中国自从建立民族国家以后,国家认同问题就由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凸显出来。由于民族构成十分复杂,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现实中,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甚至存在隐忧。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必须加强国家认同建设,提升国家认同的水平。     

“寻找国家”: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

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情感认同,强调超大族群共同体认同的合法性及其作用。国家整合通常要求放弃族群特性,使族群文化边缘化。这恰是引发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下,蒙古精英的国家认同及其行动面临多重选择和困惑,表现出极不稳定的态势。文章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族概念、近代汉族精英的民族主义话语以及近代汉人崛起的背景出发,讨论和分析了当时蒙古精英的叙述结构、国家认同及其行动,展现其复杂性、独特性,以及因此出现的国家与地方危机。     

“文化中国”重构的知识资源与本土境遇——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本土中国"的文化重构和文化启蒙,为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和思想策略。但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期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往往面临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压抑、在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之间建立"文化认同"时洞见与盲视等问题,使"文化寻根"在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时遭遇了重重的困境与悖论。     

贵和精神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贵和精神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观念。这种精神注重不同事物之间的和合关系。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正是在这种融合的氛围中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政治认同的构成具有复杂性,其基础是关系认同。在这种认同中,既保证了权威的存在,也保证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整合。中国的贵和精神奠定了人际关系的网络基础和认同基础,但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却面临着功能论和现代法治的挑战。     

民主转型与政治冲突:以政治认同为视角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处在民主治理与市场经济转型的不断迭荡过程之中.很明显,与这些转型相伴随的是日益加剧的政治冲突.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问题大多源于以宗族、种族、民族、部落、家族等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也与民主的发展同时发生.因此,民主发展与政治冲突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毫无疑问,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化,也就没有民主与冲突这对矛盾.政治冲突的发生,从总体上说,是由于:1)政治权威合法性丧失;2)民主制度本身不能保证民主政治能够和平地解决冲突;3)暴力本身已经长期扎根于冲突之中并依此重新界定政治秩序、评判政治实践.根本不是民主的结果.政治认同问题的核心在于,它是政治冲突的一种症状而不是病根.作为暴力冲突潜在原因的政治认同,一是与作为手段而广泛使用的即作为动员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政治参与而引起冲突的政治认同,这两种政治认同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当代社会的许多冲突属于政治认同的冲突大多仅仅是从后者的意义上来说的.当然,一旦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和其他认同被动员起来,政治认同会以自身的方式变成决定性的因素.在多种族、多民族的现代社会中,要解决民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冲突,应该做出关于权力共享的永久的宪政安排和政治架构.要认识到,在多元文化的场景下,当代社会的冲突,不同的文化其认识是不同的.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国家不能是一个普通的文化共同体,它必须是一个源于各个文化共同体,并以各自的政治自治为基础组成的一个普遍的政治共同体.即"文化多元,政治一体".要通过民主制度,给所有共同体包括少数人以实际的利益,从而反映权力共享和选举成功的直接成果.要以广泛的认同和宽容的公民精神为基础建立一个普遍的政治共同体.总之,至关重要的是,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它要求,在上层必须有更多的权力共享,在基层必须建立持久的认同和共识.不仅对少数而言,而且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无论是一般民众的民主参与,还是民主化的进程,特别是以种族、民族为基础的政治精英之间,合作主义都是必需的,合作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文化认同的逻辑构成和实践路径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的选择,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领和主线,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共同性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等构成共同体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文化认同是核心和关键。本文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文化认同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进行分析,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以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有一定拓展。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在多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     

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

自1965年建国至今,新加坡的文化政策经历了民族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社会政策三个时期。在国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双轨并进”的复杂局面下,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呈现出清晰的变迁路径：在政策目标上表现为从塑造“政治经济共同体”向建构“文化共同体”的转变,在政策重心上表现为从融入“全球化”向凸显“本土化”的转变,在政策效果上表现为从整合“民族认同”向强化“国家认同”的转变。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多元族群社会建设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其文化政策发展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对于新兴移民城市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乏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