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治理与合作组织——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介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在经济治理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他们突破了交易费用为零,契约是完全的且可以自我执行的传统假设,聚焦于非市场性的制度研究,致力于探讨如何有效化解冲突以及制定并执行规则。前者建立了更为完善的企业理论作为解决冲突的机制,后者则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发现通过自主治理来管理公共物品也是有效率的。但他们的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有其适用的局限性;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也存在诸多挑战。     

交易成本、行为选择与治理经济学——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学术贡献述评

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近些年屡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阐述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主要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述评了这一学术流派的主要研究议题和已取得的突出成果,并展望了治理经济学的未来研究方向。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分别以公共池塘资源的自组织和企业边界与经济组织的逻辑为核心,通过拓展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成本和绩效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如何设计有效治理机制来解决交易、合作和冲突等人类基本行为的理解和洞察。     

自主治理何以可能——审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

荣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针对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阐述,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资源治理的自主治理思想.该文围绕奥斯特罗姆关于人类社群可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系列思想予以细致剖析,旨在对奥氏自主治理思想进行全方位...     

奥斯特罗姆·中国·社区治理

2009年10月12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宣布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对经济管理的研究,特别是在公共选择方面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而荣获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述评

弗朗西斯·柯克最早对科层行政提出质疑,从他到沃尔多,民主行政的内涵、重要性与发展障碍等逐渐明晰。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是民主行政概念的提出者。民主行政理论的建构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其"多中心"设计是民主行政的良好阐释。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了民主行政理论的"丛林时代"。它勾勒了民主行政范式的轮廓:以公共治理或民主治理为名;以网络与合作为运行结构与方式;以公共物品和政府角色为关注焦点。     

基于奥斯特罗姆公共理论的后工业化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在后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已越发显现出与时代要求的不相适应性,社会的变革与经济方式的转换爆发出的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与结构矛盾,运用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将影响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奥斯特罗姆公共理论的后工业化社会治理研究,其主旨就在于力图从中找到可运用于具体实践的指导性理论,并探索出一条可行、有效的新的社会治理路径。     

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往诺贝尔经济学奖之路

作为人类社会互动的游戏规则,制度在不同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制度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与政治学整合研究的重要途径,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制度分析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教授,以表彰她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在公共资源治理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本文回顾埃莉诺早期在地方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制度分析框架的形成过程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情况,特别是她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方面的贡献;并介绍以埃莉诺为核心人物之一的布鲁明顿制度分析学派的最新研究方法、研究途径和理论框架;最后,本文解读埃莉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和启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斯特罗姆立足于自身对制度供给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专注于人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走出由集体行动所引致的诸多困境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可以说，自主治理思想冲破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窠臼、扩展了现有的制度理论，对现实情境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可持续地使用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模式奠定了基础。奥斯特罗姆的相关成果让研究者不再坚持主张借助于政府管制或外部强加的个人产权的私有化，是避免“公地悲剧”非此即彼的唯一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包括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传统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等方面。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女村官治村的治理情境分析

从1982年起IAD框架就一直是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重点之一。它致力于解释包括应用规则在内的外生变量（exogenousvariable）如何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中的政策结果,为资源使用者提供一套能够增强信任与合作的制度设计方案及标准,并用来评估、改善现行的制度安排。如何在IAD框架下对当地农村妇女参与村务管理的治理情境进行分析？文章着重依托H村实践和个案访谈,在IAD框架的行动情境核心分析要素构架下对治理情境的治理政策、治理者特质、治理内容、治理困境等四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经济治理:制度细节与人类行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述评

近二十年来,长期致力于市场机制研究的经济学者逐渐对制度在经济活动与发展中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不同于传统理论强调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源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关制度的经济学研究则集中探讨产权、契约、规则甚至社会规范等正式及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吸收了大量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概念.这些制度因素在影响人们选择("外生性")的同时,又为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模式所左右("内生性").经济学者尤其关注如何通过对制度因素的恰当选取与实施进行有效的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2009年瑞典银行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教授以及美国政治学家、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教授,正是为了表彰他们在经济治理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文学经典:"筛选"与"危机"

经典的文学作品认定,依赖于经典所处的历史人文环境;经典的认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是在不断地被阐释的过程中变化着.在当代中国,诸如《西游记》这样的经典,时不时被人戏仿,这意味着经典"危机"的来临,还是经典作为经典不可避免的遭遇?本文认为,真正的经典可以被"冒犯",但经典本身反而可能由于"冒犯"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文艺美学:"双重变革"与"集体转向"

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改革与思想解放运动,为最近三十年间中国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样也为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理论创新与思维变革创造了崭新条件.     

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中亚的地缘政治：“大博弈”与“小博弈”

以往的论者关于中亚地缘政治的分析,一般都十分重视大国因素,自然缘于大国政治对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文章在探讨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大国间的"大博弈",在主要分析美国中亚地区大战略的同时,还关注小国的作用,在"大博弈"与"小博弈"的交织、汇演中把握中亚地缘政治的新动向.中亚舞台上的"大博弈"与"小博弈"的交织、汇演,地缘政治形势将愈来愈复杂.     

"宗经"与"原型":结构主义诗学的对话

本文在梳理"宗经"与"原型"知识谱系的基础上,从文源论、文类论以及文学循环论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这两个中西诗学概念的深层文化结构,并指出了两者在某种意义上的一定的结构主义倾向.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民主与"革命"——"颜色革命"后的思考

近年后苏联国家受到具有所谓“民主”意义的“颜色革命”的袭击,文章对此的反思是:(1)2005年中亚经历的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大不一样的“革命”。(2)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近代政治的产物,它意味着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变革,从这点看,2005年中亚发生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3)最近30年来的“民主化”运动、“伊斯兰革命”和民族分离运动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与西式“民主化”为背景的现代化“革命”相关。喧哗一时的民族分离运动似已退潮,“颜色革命”也受阻,恐怖主义和被认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却让美国头痛不已,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华盛顿搬起“民主化”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战略"与"发展"简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一些国家开始进行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以后逐步深入并拓展到社会其他领域。在我国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全党全国工作重心实行了伟大的战略性转移 ,关于经济和社会有关领域发展战略的研究也相继开展起来 ,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逐渐深化。如今 ,“战略”和“发展战略”被广泛运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国家、地区和各个领域。尽管如此 ,关于“发展”与“战略”的概念、特征与要素等 ,学术界在理解和使用中仍然存在种种歧义。本文拟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战略”(一 )“…     

“思”与“在”——意识活动探源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哲学史上不是被处理成心物二元对立,就有可能导致精神现象还原为物质运动,确切的把握方式是将意识活动视为人与外在世界的信息交流.意识具有信息的"虚在"本性,必须凭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方能得到显现,但仍有其自身特定的存在形态,故不能归结为物理或生理的机能.当然,意识活动亦还有不同于一般信息现象的特点,如主观性与自我反思的性能.意识的生成经历了由无意识到原意识再到意识的演化过程,并有其各方面的生成条件为支撑.意识活动又可区划为感性意识、知性意识和悟性意识三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特点与功能.而意识的自觉能动性则集中体现在主体心理图式的建构上,心理图式的调节作用构成了意识的反思性能,进而保证了人的意向与行为反应的主动性,但切莫忘记这一内在心理结构的形成又是以人的身心合一以及人与世界的共在为前提的.     

“无”与“在”的辩证：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论证

在对存在的思考中,黑格尔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中都贯穿了"无"与"在"的辩证,只是思考的路径不同,导致了对"无"与"在"的不同理解.黑格尔把进入概念的存在看作真正的存在,把非概念化的存在看成无.海德格尔则相反,他认为存在的概念化导致了虚无主义,为了理解真实的存在,必须将被概念束缚住的存在释放出来,因而需要解构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