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有效的官僚制度——国家构建的关键要素

西方近代国家构建的理论与历史经验对于当今的许多后发展国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国家构建涉及多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中理性官僚制的发展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关键的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要素.一方面.官僚制嵌入于整体性的国家政权建设中,另一方面应从国家构建的整体性中把握有效的官僚制度的建设问题.对于解决后发展国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面临的种种机能障碍问题,建立一个有效的官僚制度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课题.     

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县委书记大接访制度：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

县委书记大接访制度将常规信访工作转化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有利于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整合官僚体制内部资源,推动基层信访问题尤其是信访疑难案件的解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际运行受官僚体制内部各种复杂交错关系的影响,使该项制度的实践逻辑呈现出与制度文本规定的偏差,主要存在权力推动与权力依赖、权力与责任倒置、首问负责制与专业分工矛盾、选择性治理与接访绩效的消解、政治与专业的冲突等问题。大接访制度的运行必须嵌入于官僚体制之中,官僚体制将大接访制度吸纳进入了其自身的运转逻辑,并按照官僚体制的内部运作规则对该项制度进行改造。近期应加大对领导干部实质性解决信访问题的考核,而不是过于注重对领导接访台帐、文案等形式程序的考核;可以在接访工作与业务工作之间保持适当平衡,避免大接访制度过多冲击领导干部的常规业务工作;长期应在形成信访问题的根源上着力,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构建干部与群众良性对话、协商的平台。切实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只有这样大接访制度才可能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生命力。     

制度经济学视域下官僚制形成机制探微

官僚制是韦伯的重要管理思想之一,对管理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影响巨大,了解官僚制形成机制对把握当下中国管理发展路向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可知,在社会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分工的背景下,人们喜欢追逐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形态,而官僚制正是各种管理制度形态充分竞争后的最优选择。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     

马克思对黑格尔官僚制理论的批判及其当代意蕴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阐释了其官僚制理论,认为官僚制代表了普遍利益,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起中介和调节作用.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颠倒了官僚制的本质,指出官僚制是将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一种内容上的形式主义,并提出用民主制替代官僚制度的设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要借鉴马克思官僚制批判思想,警惕权力的异化,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赋予人民更加彻底的民主权利.     

村委会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逻辑及其规制——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官僚政策执行理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重要载体,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委会所具有的类街头官僚特征,以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冲突,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政策执行逻辑,即利己性选择。利己性选择凸显了村委会的私益偏向,阻碍了农地有效流转并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力。实现对村委会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规制,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层面建构起国家、村民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制度安排。     

政府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政府起源于一系列有形或无形契约的签订.在这一契约网络中,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其委托代理链条可以描述为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因为政治代理问题的广泛存在,所以需要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协调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之间的关系,这套制度安排就是政府治理结构.然而,政府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解决政治代理问题,这就迫使人们对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作出合理的选择.     

中华认同与后秦盛衰

后秦统治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遵行华夏政治传统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后秦官僚君主制与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具有冲突性。姚兴采用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但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也因姚泓的弱势而孕育出分离势力。后秦的灭亡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并非缘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

从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权的建立、礼乐制度与十国君主集权的加强以及礼乐制度与十国官僚政治的发展三个角度可以窥视礼乐制度与十国南方诸国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礼乐制度在政权建立、界定君臣关系及官僚集团内部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的建立 ,为南方社会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具有南方特点的礼乐意识和礼乐体系因此兴起 ,并在南方诸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灾害危机的组织适应:规范、自发及其平衡

随着现代灾害危机管理体系的普遍确立,灾害应对已被纳入到政府职能体系,同时也进入以官僚制为基础的正式组织体系。比较灾变情境与官僚制的特征,提出以"情境差距"概念为基础来把握灾害管理系统的本质属性,将灾害管理视为组织弥合情境差距的适应过程。继而构建了以"DRC类型学"为基础的组织灾害适应行为分析框架,以揭示现代灾害管理系统的应然特征,将灾害的组织适应划分为预案适应与组织自适应,并从规范与自发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基于灾害危机的组织适应视角,探讨了我国灾害危机管理体系更新升级方略。     

公立学校“科层制批判”的反思与批判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世界性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 ,人们对公立学校科层制的批判呼声也日渐高涨。然而 ,诸多对公立学校科层制本身的认识及批判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片面性与不合理性。公立学校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公立学校科层制首先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其存在本身就有诸多可资解释的内外因素。科层制低效并非公立学校特有的、内生性的难题 ,私立学校也并不一定比公立学校拥有更高的办学绩效。我们应从一味反思、感性批判的态度转向理性、建设性的立场来评价公立学校科层制 ,以客观、全面、换位思考的姿态去积极克服公立学校科层制的弊端。公立学校的自主发展转向、公立学校的内部激励机制与内部事务透明化是改进公立学校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应对之道。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

在民主化的浪潮下,人们普遍反思官僚制,关注和研究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官僚制悖论与民主悖论、官僚制与民主之间情结的考察,可以发现官僚制和民主都无法独自存在于当今国家政治体制中;通过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演进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凭借民主因素对官僚制加以修正、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因而,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它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实践。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官僚体制与民主行政:改良而非替代

官僚体制被认为是工业时代实现效率最理想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一味诉求,忽视民主、公平等价值理性,因而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行政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和政治理念对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民主行政并未提出一种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具体且成熟的组织模式。在现代社会,官僚体制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其与民主行政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对官僚体制的改良而非替代。     

官僚制的潮汐与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理性构建

70年代以后 ,西方各国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 ,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了困境。于是 ,西方各国掀起了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处于国际大背景中的我国必将受此浪潮的影响 ,但我国的处境又极为特殊。本文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入手 ,透析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组织及其文化的劣根性 ,从而判定我国尚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 ,必须强化官僚制的优点 ,弱化其缺点 ,并借鉴别国成功经验 ,对我国行政体制进行理性构建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体制     

邓小平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邓小平高度重视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他深刻剖析了官僚主义的来源、表现和危害 ,并提出了克服问题的办法。这些宝贵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