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西比较诗学概论

100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由三大板块构成:以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刘小枫、曹顺庆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具有“两头厚重、中间薄弱”、“从自发到自觉,由实践到理论”、“微观比较与宏观比较相结合”以及“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等特征;以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樑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与港台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段;以厄尔.迈纳、米列娜、宇文所安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促进中西诗学的互补与交流方面贡献很大。     

清叶燮《原诗》之"理"与柏拉图的"理念"(Idea)

中西诗学的研究中"理"与"理念"均为重要观念.本文以叶燮<原诗>中的理与西方诗学中从柏拉图至黑格尔为代表的理念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叶氏诗学中的理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其实是与意象相通的情理;而西方诗学中的理念则表现为对于抽象存在意义的追求,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有诗为理念及其显现的精彩论述,但最终仍然走向理性中心;二者之间的差异基于中西诗学的核心思想与文化观念的不同.     

论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学者叶雏廉对中西比较诗学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质疑西方新旧文学理论直接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模子”学说,以关注中西文化的互照互省。他对寻找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规律,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做出了积极贡献。“文化模子”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是“跨文明研究”这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在方法论上的具体化。     

隐藏的视点：中西“张力”范畴再辨

从“张力（Tension）”在中西诗学史上的演变来看,中西方学者都习惯于使用“对立统一”对这一概念进行描述,然而表面相同的论述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诗学视点的差异：西方学者多从“对立”出发看待“张力”范畴,始终强调异质因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而中国学者对“张力”的理解则大致建基于“统一”视点,即更多关注构成张力的异质因素间的辩证统一所生发的文学作品的“整体感”。这一隐藏着的诗学视点的对立,一方面解释了“张力”范畴在中西方的不同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张力”在当今中西学界判然有别的理论关注度：西方学者大多认同“张力”的理论阐释已由“新批评派”完成,从而将其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概念大量运用于文艺批评的实践之中;而中国学者则在“张力”理论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继续做出新的探讨。综观其在中西诗学史上的具体演变及当代运用,张力范畴应当存在以下必要规限：首先,概念的不可分割性;其次,张力具有其适用范围并与文本紧张、主体心理紧张密切相连：最后．张力的理论探讨需落实到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之中。     

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

多年来,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所展开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其中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不同于汉语本土的国别诗学研究,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单边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使西方学者能够透过其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作为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接受与研究中国诗学,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所操用的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而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学术信息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     

试析朱光潜和钱锺书对于莱辛“诗画异质说”的比较

莱辛的《拉奥孔》专论“诗画异质”,成为西方近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开端。朱光潜和钱锺书都以莱辛《拉奥孔》“诗画异质论”为契机,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从比较学上看,莱辛《拉奥孔》对于“诗”和“画”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本身属于比较性质,而由《拉奥孔》引发的朱光潜的《诗论》和钱锺书的《读〈拉奥孔〉》则堪称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典范。本文从比较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展开朱光潜和钱锺书对于莱辛“诗画异质说”的比较分析,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话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文化诗学研究三十年述评

“文化诗学”最先发难于西方,随后在国内学界兴起,中西文化诗学产生的文化语境不同,其理论内涵也相距甚远。国内文化诗学从命名前的朦胧构想,到“文化诗学”命题的正式确立,再到理论建构与实践批评的大爆发、大繁荣,期间已经历30年的历程。及时追溯这一新兴领域研究的演进历程,总体把握中西学界的研究现状,不但有利于开创文学理论发展的新格局,更有利于给文化诗学批评的学者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方法论反思。     

阐释的权利──当代文艺研究格局中的比较诗学

时至今日，比较诗学已成为文艺理论在当代跨文化语境中的基本存在和发展方式。鉴于中西文论在发展形态上的历史落差，当前的研究在深化“中西对话”的同时，更应注重“古今对话”，以形成“四方会谈”格局。比较诗学研究的迫切问题不是价值共同性的许诺和规律普遍性的追寻，而在于合适的对谈原则和方法学基础的建设。譬如西方诗学阐释学与汉语诗学阐释传统的“打通”问题。     

比较视野中的中西诗学 ——美藉学者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

对美藉华裔学者陈世骧的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可以立足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陈世骧通过中西文学尤其是诗歌传统的比较,认为中国文学乃是抒情传统,它迥异于西方的叙事传统;微观方面,陈世骧对中西诗论中的字词作了深入的辨析比较,俾助于人们认识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表达上的异同。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实际上并非宏微观绝然分割,而是两者有机地互为融合。通过剖析陈世骧的论著,能使读者充分认识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特色和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上的异同表述,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诗学的内涵及其特征。     

水和海 --中西诗学的意象比较

本文尝试用具体的两个意象来概括中西诗学的差异,这种宏观把握有助于直观、有效地比较。中国的“水意象”和西方的“海意象”能较准确地代表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诗学体系,同时,这两个意象又是中西具体的自然条件和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①

21世纪中国与日本的比较文明学学科建设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学者提出了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模式.对学科定义、基本范畴、学科基本构成与比较文明史作出了新的界定;划分了不同于西方学者传统观念的八大文明体系:对比较明史的历史形态方面,提出了以"陶泥时代"为第三种文明形态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之间缺乏衔接与过渡的局面;特别是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四大文化复兴"观念,更是一种学科理论观念的创新.     

余光中诗学对内地新诗创作的启示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学理论对内陆地区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饱满诗风品格,对反文化至上者、仅"写我"创作心理有良好的引导作用;其独特创作技巧对内地新诗的诗行、分段等有一定的启发;其融古典于现代的创作理念能促进内地诗人、批评家对传统文化重新思考。     

论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

比较文艺学迄今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产生既是比较文学理论化的结果,也是现代文艺学走向比较研究的结果。在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比较文艺学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西方学界,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视域基本局限于欧美文化圈内部。中国学者则主张打破东西方文化的界限,谋求中西文艺理论、乃至东西方文艺理论之间的对话。比较文艺学有助于探寻不同文论体系之间的一致性和可沟通性,也有助于彰显不同文论体系的各自特色,因而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发展潜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比较文艺学将不断拓展研究视域,逐渐走向世界范围内各种文论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对话,其自身的理论建设也将更加完善和成熟。它在未来的文化交流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制度变迁与研究取向转换——当代中国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文献分析

当代中国传媒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由于文化的相近性和特殊的区位优势,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群体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时间上也基本没有间断。国外的学者则多站在西方立场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在比较研究领域成果较多。我国内地的学者更多的是立足中国政治的实际状况来探讨两者的关系,更强调研究的策略性和实用性。     

“盖人共此心,心均此理”——试论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

钱钟书采用“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原则,立足于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并展开中西方诗学观念之间的互识、互释、互补与互证,从而恢复和释放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潜在的生机和活力,实现其现代化转化,最终从中提升出具有世界意义、现代意义的诗学理论话语。由此钱氏构筑了自己深刻透辟的比较诗学观。     

互文性与比较诗学视域的融合

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汇通性研究的主体，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构成了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文本之间互文性的客观存在使异质文化（如中西文化）诗学理论文本间互为交织、互为引义、互为转换的网络互渗层面得以成立，为比较视域融合（交集）的确立奠定了存在基础，从而为比较视域的拓展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只有建立在互文关系之上，以融合的比较视域为本体的比较诗学研究才是真正学理意义上的互照互识的汇通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