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与过滤: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使中国文学从价值观到文学母题再到表现技巧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文学的本体地位得到确认,漂泊意象、兽性意象、死亡意象大量出现,非规则性和非逻辑性语言技巧被广泛采用。同时,这种接受又受到了传统文化审美心理、时代的文化审美需求、浪漫主义精神三种文化过滤机制的制约。正是这种制约,催生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独特的风貌。     

论五四文学精神对新时期前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的影响

非孝与启蒙是五四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非孝催生批判父亲或父辈的“弑父叙事”,启蒙导致审视父亲或父辈人格精神的“审父叙事”.文学的“回归”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新时期前期小说向五四文学精神的皈依.“弑父叙事”使父亲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文化的象征,因而父亲的能指化事实上构成对孝或孝道的拒斥,导致部分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空缺.“审父叙事”凸显父亲或父辈的保守、愚昧、委琐, “父范”的消解及前喻文化威权的丧失阻遏了新时期小说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论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

在视觉文化盛行的现代消费时代,文学不仅反映审美方式和独特的人文价值,更蕴涵了当下视觉文化特质的内涵意义能指。在现代语境以及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下,文学作品体现了视觉化的叙事倾向。从视觉文化视角阐释,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拟态狂欢,包含了叙事中的奇观效应与心理狂欢以及身体的景观。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家族文学

家族是社会体制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的复合体。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成全并提升了家族的文化表征意义。当家族文化被转注和审美化为家族文学,两者便在对话语境中形成了具有复调性质的叙事话语体系。乡关何处与家园皈依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困惑和亘久的文化命题,而“寻找精神家园”也一直是中外家族文学的主题追求和终极关怀。母题化研究是探究家族文化的诗意表达与家族文学的文化品性最具本质意义的表述平台,从文学母题的原生性、普适性和恒常性的形态中可以透视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格心理的价值构建,以及源于文化也源于艺术共鸣的一种人类精神的生发。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过去的文学研究基本上侧重时间维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目的就是强化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一,关于文学时空结构。文学地理学涉及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作家人生轨迹的变化、文化中心的转移等空间方面的内容,这些空间因素影响了文学的书写和叙事方式,同样题材的故事,如果从空间维度进行解读,就可以读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二,关于文学动力系统。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但过去的文学史只重视中原文化动力系统而忽视了富于活力的边缘文化动力系统,只重视汉族的书面文学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由《崔莺莺》到《西厢记》,文本中体现出的婚礼观念的非经典化,就是少数民族的婚俗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体现。三,关于文学的精神深度。文学史上某些固定的结构模式固然有其审美要求及叙事谋略,但更涉及到中国文化深层的问题,只有把握到这些深层的文化意义,才能达到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深度考察。     

地域文化视阈下新时期秦地文学的苦难叙事

新时期秦地作家面对饱受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的三秦大地,以忧伤苦涩的笔调描绘黄土地上的悲苦生存、屈辱情感和心理渴望,赋予秦地文学浓郁的苦质精神。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秦地文学的苦难叙事深具三秦儒家文化的底蕴。路遥、陈忠实的苦难叙事深受儒家观念支配,而贾平凹的苦难叙事则以儒为底而兼纳庄禅观念。     

历史文化语境与东北流亡文学的忧郁倾向

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忧郁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既有现实的由故土沦陷带来的情感冲动的因素,更有很多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导致的从当局到普通百姓对"东北苦难"的无视与漠视给东北作家的刺激,也有流亡处境引发的心理悲剧感受,而东北流亡文学忧郁倾向的历史文化因素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多被遮蔽和"不见"。东北流亡作家文本中表现出的忧郁倾向和其中蕴含的对爱国主义的有限性、政权与国家的非等同性等问题,触及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中国抗战文学的尖锐主题,达到了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抗战文学少有的思想深度。     

论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

本文从最能体现西部作家文学精神的诸种层面对西部作家的文化精神、心理结构及文本世界进行了深度分析,揭示了西部文学生态的丰富性和独异性。     

文化杂糅视域下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原乡想象书写——以李永平的创作为例

文化的杂糅与共生是后殖民语境下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文化的杂糅投射到文学上,则形塑出别具一格的文本特征与文学叙述风格。就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华语文学创作而言,则体现出西方性、本土性和中国性的文化杂糅向度,呈现出多元文化文学叙事的美学图景。尤其是其原乡叙事,在文化杂糅的视域下,更方显它的绰约多姿以及隐藏于创作者背后的身份焦虑、文化认同、族裔离散等深层次的题旨内涵。     

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

在相对主义盛行的当代中国,北村从一个先锋作家到皈依基督并展开宗教语境中的叙事,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北村小说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而北村小说所展示的文化心理更是耐人寻味。他对实用理性、审美现代性的质疑,直接切中当代中国的精神命脉,而他对超越精神的张扬更是意义重大。本文在深入地分析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指出了北村小说转变的内在根由,及其意义与局限,并由此反思当前中国文学的精神立场。     

世俗精神与生活美学——论阿城的小说学兼及寻根文学的“歧路”

从"推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角度"重返80年代",会发现阿城小说在立场与观念、题旨与人物、语体与文体方面都具有实质的创造性:他为文学寻根,疏离宏大叙事,回归世俗精神和生活美学;他的小说"三王"复调多义,塑造的人物具有原型意义,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他进行语体试验和跨文体写作,创作出了具有文章之美的诗化小说和新笔记小说。以阿城为"文化起义发动者"的寻根文学疏离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标志着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终结。     

民族精神的返乡——“怀古”文学主题的结构生成方式及文化成因分析

探究不同时代具有"怀古"意蕴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怀古文学主题中似乎隐含着某种文化心理模型,这种文化心理模型制约着怀古文学主题的结构生成方式,同时也揭示了民族文化积淀的心理过程和内在机制,引领着民族精神的返乡.     

后现代突围:非道德化的个人叙事

本文认为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文学在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向中 ,最根本的变化在于道德立场的取消。文章进而分析了非道德化的个人叙事的出现与文学自身变革 ,特别是与消费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并对非道德化个人叙事的缺失进行批评。     

跨界融合中的文学魅影——融媒体视域下的文学新生态考察

融媒体正成为媒介文化发展的新场域.文学正在融媒体转型过程中进行着跨媒介化内爆,在融合众多媒体的多元化传播路径中,重新唤醒文学价值的综合效力.同时,文学也发生着跨媒介化变异,其中,显性变异主要是数码化,即由文字符码转化为比特符码,在融媒体介质中自由再生产和传播;隐性变异则主要表现为接受语境与文化消费心理方面的变异,"穿刺式"阅读、时尚快评等成为新的传播反馈模式.在新媒介语境中,文学语言必然要与虚拟空间中的感性直观和欲望表达相接通,且努力适应这种共生性的空间生态.由此,新媒介文学的持续发酵和再生产效应孕育出了膨胀型的大文化载体.在未来的"融媒体+文学"新生态中,文学与融媒体的双向度敞开,将引导人类进一步探寻人文与技术生命相融合的、带有命运共同体特征的融媒体精神空间通道.     

"现代性"境遇中的"归家诗"——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二

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语境,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承担了在"现代性"境遇中引领人们"归家"的创作使命.呈现出漂泊--寻找--皈依或逃离的叙事范型并从中展示出海德格尔的"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的"归家诗"的艺术哲学特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归家诗"叙事大致呈现了两种形态:其一是既具有古典式和谐理想又富于人类普适性意识,且体现出一种宏大叙事特征和哲学探究意味的漂泊叙事,这是一种生命化了的存在方式和人生姿态;其二是对个体存在的认同性焦虑和对一己"身份"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性追问.由此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生命方式,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乡".     

当前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

本文从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入手,在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对当前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的表现形态、成因、价值意义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发。认为当前中国虽然在总体上还处在生产社会阶段,但已具备了消费社会的诸多特征,由此形成的消费文化环境,构成了文学时尚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个人叙事的非道德化、人性想象的极端化和线性叙事的瓦解,是文学时尚化最重要的审美特征。评价文学时尚化倾向,既不能放弃审美维度,也不能忽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商品维度。时尚与非时尚作品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只有以变化的眼光审视,才能准确、科学地评判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时尚化现象。     

认同困境中的“他者”——对当前台湾文学在大陆传播、接受效应的几点省察

针对当前祖国大陆关于台湾文学的传播、接受和学术研究正经受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深刻影响的局面,从观念模式和思维方法层面展开分析与反思,并论证指出,只有更切实、深入地考察和关注社会中下层心理的变迁及其文学反映,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消弭两岸社会心理及其文学文化形态上长期相互"他者"化所致的错位和裂痕.     

文化—心理图式对创作的正负效应

文化—心理图式是积淀着特定文化蕴涵的心理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文化—心理图式影响着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体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文化—心理图式对创作有重要影响:不仅影响着意象选择,还影响着叙述程式和特定主题的形成。文化—心理图式影响创作的方式有"化合式"和"模式化"两种方式。前一种方式会对创作产生正面效应,而后一种方式则会对创作形成负面影响。发挥文化—心理图式正面效应,规避其负面效应的方式的关键在于文学活动主体保持对于"文学"的自觉以及"创新"的自觉。     

手机文学:现代技术与文学表意的合谋

手机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场空间和言说方式,并形成了手机文学这一新的文学类型.在现代技术与后现代语境的双重作用下,手机文学具有后现代的"文学零食"性,采用戏谑方式解构宏大叙事,呈现一种碎片化的创作风格.手机文学用拼贴的方式造成泛意识形态的混搭性,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异质化特征,这一方面张扬了草根的话语权力,另一方面丧失了艺术与精神的追求.手机文学用最密集的节奏、最简短的语句书写故事,用强修辞凸显出与众不同的内容,这种运用高强度的修辞进行压缩性叙事,需要用"症候式阅读"来解读其蕴含的内容.手机文学为文学的进一步大众化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