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

《国语》与《左传》是先秦典籍中的双璧,但两千多年来二者的地位却相去甚远.从近二、三十年出土文献中的"语"类作品出发,重新审视《国语》的性质和价值之后可以发现,《国语》是先秦"语"类作品之集大成,是我国国别史的始祖,对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国语》其文"深闳杰畀",对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史上文学的史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史鉴”与“叙史”之别——从《国语》与《左传》的叙事结构差异看二者的编纂目的

《国语》与《左传》在先秦文献中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对其叙事结构进行比较,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打破以往《国语》与《左传》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经义而轻于文史、注重细节但失之细碎的局限。从叙事结构上看,《国语》与《左传》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与风格,《国语》叙事结构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与"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等特征;《左传》则体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等特色。从《国语》叙事结构的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警诫醒世的"史鉴"特色,而《左传》叙事结构则体现出了依"经"叙史的编纂目的。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文化意义

语类文献是上古时期一种载录“善言”的文体,它们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致使其生成方式存在差异。最初的语类文献大都源于仪式,但周初经过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导致宗教仪式蕴涵更多的理性因素,《尚书》是其典型。周代政治实践特别重视道德理性,盛行规谏风尚,于是出现政典型语类文献《国语》。春秋时期的学术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私学盛行,导致教学型语类文献《论语》的出现;一方面私人撰述风气流行,于是产生著述型语类文献《老子》。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论语·乡党》的礼学渊源与古“语”特征

《论语·乡党》与《仪礼》《礼记》的相关篇章在文本上具有互文性,其中《乡党》篇与《礼记》相关篇章均系孔门观礼笔记改写、编纂而成。在文献记载中,孔子传承西周礼容传习的制度,在日常的教学与生活中演习、展现礼容。孔门弟子观礼时实录的笔记,成为编纂《乡党》篇的"公共素材";而《仪礼》成书前一些别本单行的篇章,也在其编纂过程中得到利用。《乡党》篇采用的"公共素材"主要为观礼记行的笔记,其在语言形式上,是对古"语"的继承与发展。     

上博(六)《申公臣灵王》疏解及其性质和意义

上博六《申公臣灵王》是一篇关于楚灵王与其大臣对话的小短文,简文中的"申公"是《左传》中的"陈公","至"读作"致"训作"献出"或"交还、归还";简文中的楚灵王是一位宽宏大量、心胸广阔的"贤君",而与之对话的陈公则是一位善于辞令的大臣。楚庄王时期申叔时论述为太子所选的教材包括"春秋"、"世"、"诗"、"礼"、"乐"、"令"、"语"和"故志"等。《申公臣灵王》与《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所说的"世"类、"语"类都十分相近。     

《国语·晋语三》勘校考异

《国语》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史料文本和语料文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语料价值。同其他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一样，《国语》也面临着文本厘定的问题。对现传《国语》各个版本进行比对、梳理是确立《国语》文本的重要条件。由于《国语》成编时间较早，叠经传抄、刻印，《国语》传本、刻本之间的差异相当多。把《国语》各种版本辑合在一起进行勘校辨正，确定是非取舍，消弭《国语》各本之间的差异，就越发显得重要。文章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金李泽远堂本为底本，参校明丁跋本、许宗鲁本、童思泉本和金李本，形成韦昭解《国语·晋语三》工作条目33条。在此基础上，参稽《国语》其他版本近30种，一一比对覆校，辨明文字，诠解训诂，揭举是非，推阐前贤，案以己意。以辨明《国语》各本是非及各本关系，以利于《国语》之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蜀父老》"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可以发现先秦"语"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在汉魏六朝时期展现出的新文体特征。     

从《老子》到《论语》——先秦诸子文体辩议

《老子》在文体上属于“箴”,《论语》在文体上属于“语”。“箴”的制作者是官师,“语”的传播者是庶民。先秦诸子文体正是由先秦官方之“箴”下移为庶民之“语”,然后才渐次发展起来的。     

论《宋文鉴》存北宋一代文献的编纂意图及其影响

《宋文鉴》的编纂意图有两种传统说法,第一种是周必大"有补治道"说,第二种是刘克庄"去取多朱意"说,但吕祖谦是以己意编《宋文鉴》,并未按宋孝宗"有补治道"的旨意去编纂,吕祖谦与朱熹学术思想不同,朱熹对《宋文鉴》的编纂也多有批评,所以传统的两种说法均不对。从吕祖谦编《宋文鉴》时的史官身份,《宋文鉴》大量增选《宋文海》遗落文献、基本不选《宋文海》已选文献,以及《宋文鉴》资料来源广泛,有意搜求真实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宋文鉴》的编纂意图是存北宋一代文献,形成了"包括全代,与史相辅"的特点,南宋后期及明代出现的以一己之力编选一代文献的选本显然是受到了《宋文鉴》存一代文献编纂思想的影响。     

论《宋文鉴》存北宋一代文献的编纂意图及其影响

《宋文鉴》的编纂意图有两种传统说法,第一种是周必大"有补治道"说,第二种是刘克庄"去取多朱意"说,但吕祖谦是以己意编《宋文鉴》,并未按宋孝宗"有补治道"的旨意去编纂,吕祖谦与朱熹学术思想不同,朱熹对《宋文鉴》的编纂也多有批评,所以传统的两种说法均不对。从吕祖谦编《宋文鉴》时的史官身份,《宋文鉴》大量增选《宋文海》遗落文献、基本不选《宋文海》已选文献,以及《宋文鉴》资料来源广泛,有意搜求真实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宋文鉴》的编纂意图是存北宋一代文献,形成了"包括全代,与史相辅"的特点,南宋后期及明代出现的以一己之力编选一代文献的选本显然是受到了《宋文鉴》存一代文献编纂思想的影响。     

论国语运动对新文学文体确立的影响

20世纪初,国语运动确立了重视声音的多元开放的国语理想模式,同时对新文学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体裁方面,国语的杂语性推进了文学体裁的不均衡发展,特别是小说和诗歌的地位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语体方面,国语对"声音"的重视加强了新文学表层结构(白话)和深层结构(对话)的联系,巩固了白话语体在新文学中的地位;风格方面,国语多元开放的特点为作家的遣词造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现代文学多元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语》释名

书名中的"论"字作"伦理"解、"讨论"解、"杂陈"解、"选择"解都是不正确的,只有"编纂"义是正解.这牵涉到词汇上的本义后见现象:即引申义使用在前,本义大量使用在后.《论语》的"语"字取对话义.此外,《论语》的定名时间在西汉,属于书名的定名在后,成书在前.     

《牧誓》蜀、濮地望新考

《牧誓》记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之师曾随武王伐纣,古今学者皆释为凿凿信史,少有疑问,然八国族地望,则长期存在不少争议。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资料和田野考古资料对八国族中的蜀和濮的地望重新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周原甲骨卜辞之"蜀"即《牧誓》之蜀,西周初年其位于今陕西汉中一带;《牧誓》之濮,西周金文中屡见,根据专家研究,即南国子,西周初年濮族大致位于楚、豫之间江汉平原地区。     

“语”的传流、类别和楚人诵习、制作的“语”

“语”在文字产生以前和以后都是中国上古文化传喻的重要方式和内容。“语”在传统的过程中分化出了很多语体和文体样式,后世各种门类的书籍从样式、性质上追溯,都可说是“语”的衍化。“语”在楚国成文文化和口述文化的传承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语·楚语上》申叔时为楚太子开列的九门学习课目中便有一门是《语》。韦昭注曰:《语》,“治国之善语”。韦说盖有所承。《诗·大雅·抑》“其惟哲人,告之话盲,顺德之行。”毛《传》曰:“话言,古之善言也。”《左传》文公六年记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孔疏曰:“为作善言遗戒,著于竹帛,故言‘著之’也。”“善言”亦即“善语”。据《诗》、《传》及毛、孔之说,“善言”又尤指圣哲之话言及遗戒。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     

从鉴古思潮看《国语》之编纂目的及其叙述方式——兼论《国语》与《左传》之关系

《国语》与《左传》之关系,前人之说纷纭。就先秦史官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国语》是先秦鉴古思潮的产物,其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产生于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担负着探索历史运演总规律的文化使命。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     

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诗、书、礼、乐是西周王官教育中最核心的课程体系,也是最早得到王权认可的经典体系。但从《论语》、《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至晚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前期,《书》学仍游离于部分贵族教育课程体系之外。这说明,与“诗礼乐”为辟雍、泮宫两级学校普遍教授的政治、社交仪式不同,《书》是天子辟雍中课试贵族子弟的书面“文本”,而在诸侯泮宫中,各国故志、令、世、训典等文献则取代《书》,承担了国家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对于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早期《书》学功能、传播之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周王官之学的课程设置理念。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和超越

《列女传》采用人物传记体式，围绕传主的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以揭示传主品性。《国语》是《列女传》重要的取资来源。《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照录《国语》、《国语》的节略、以《国语》为基础杂糅其它文献。《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表现为: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出现，改变了《国语》女性形象的散见式分布。      

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文苑英华》所采诗题为中心

在古代中国,虽然文学史之撰写及其呈现形态与现代中国颇不相同,但是,在包涵文学作品的文本整理、文学典籍的文献承递、文学知识与经典的传播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文学史运作的过程中,话语权力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较为隐蔽,往往不为人察觉。本文将其称之为文学史权力,并以《文苑英华》一书对所采诗篇题目的处置为中心,讨论总集编纂中的文学史权力运用问题。对诗题进行类化、简化或同化,是《文苑英华》这部总集在文献使用和编纂体例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影响及于诗歌之流传、阐释与接受,更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其对个别作品的占有、支配甚至再创作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