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洋集团的赈灾救济政策——以直隶赈抚局为考察中心

直隶赈抚局是清末直隶地区专门办理赈灾救济机关。袁世凯、杨士骧任直隶总督期间,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通过直隶赈抚局动员各方募集大批赈捐款,并将赈灾救济所需置于优先考虑位置。他们还通过赈抚局,积极办理工赈、水利、平粜、发放赈灾款项与物资等事宜,扶助福利事业,举办垦荒,对缓解清末直隶的各种灾害起到巨大作用。     

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是在君主宪政和共和宪政两条路线上交替进行的,其中有君主、臣民、外力三股力量相互运动。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紧密相连:他因顺应中国近代君主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崛起;亦因顺应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则因逆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动而走向灭亡。     

袁世凯与直隶教育早期现代化——政治家视野中的教育变革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力行新政,锐意改革。直隶地区由此也一改以往封建教育的顽固营垒的面貌,转而成为各省兴学之翘楚。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袁世凯的兴学策略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开官智,培养新式行政人才;二是构建省、县两级教育管理机构;三是寻方求才于异域;四是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兼顾。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

有的论者以“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谭嗣同为据,推断慈禧发动政变时尚未获悉袁世凯告密内容,因而未缉捕谭嗣同,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经过考证,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八月初六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初六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     

张之洞与清末立宪补论——以《张总督松平顾问立宪问答》为中心

1905年张之洞聘请日人松平康国担任政法顾问,之后曾就立宪和官制改革问题向松平咨询。后者主张中国借鉴日本和英国的历史经验,逐步推进立宪;官制改革先京官后外官,裁撤军机处和内阁,设立责任内阁。张之洞不仅反对实行责任内阁制,对于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也颇多驳议,但他并不反对立宪,主张稳健推进,则又与松平康国的意见基本一致。事实上张之洞也长期务实地从事着立宪的准备工作,包括开办仕学院以开官智,聘请政法顾问咨询立宪改制事宜。张之洞对于立宪的理解并非成于朝夕之间,而是通过接触各种渠道的信息而形成的,松平康国的角色即为其中之一因素。     

论新型民事权利的创设——以商品化权为研究对象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新型民事权益不断涌现。对新出现的民事权益主要有两种保护模式：利用已有权利的多元保护模式与创设新型民事权利的专门保护模式。角色商品化是一种新型的商业行为,对角色权利人的保护同样存在上述两种保护模式的选择。新型民事权利的创设不应仅考虑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而应从更广的视角进行分析,如利益分析、必要性分析、体系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应尽可能利用已有权利保护新出现利益,只有已有权利不敷使用时,才可考虑创设新的民事权利。就角色权利人的保护而言,当前我国已有权利可以提供较为充分的保护,无需创设专门的商品化权。     

沿袭与嫁接:近代乡村社仓组织与管理——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社仓一直是传统社会备荒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和经营社仓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的职责和任务。在近代以后,传统的社仓体系并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导致消亡,仍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官方和民间彼此借重的共同资源和有力工具。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     

为历史决定论辩护——主要以波普为批评对象

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即主张社会的发展像自然界的发展比如人的个体发育一样,具有自然进化的且不可逾越其中任何自然阶段的性质。导致波普反对历史决定论错误的原因在于:对历史决定论做了机械论的理解;把违背历史决定论的暂时的、虚假的社会现象当作真实的既定的历史前提;把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确成分和错误成分混为一体,不加甄别。由此,导致了对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批评。     

论庙会的组织与管理——以关陇地区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以神灵祭祀为核心,伴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饮食娱乐等多种形式。关陇地区庙会从组织形式上可以分为村落庙会、乡镇庙会和地区庙会,从管理形式上可以分为官方庙会、民间庙会和宗教组织的庙会,各种类型的庙会都有自己的组织管理特点。庙会的会、社组织自发组成,义务工作,是庙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组织实施者,起到了活化发展的作用。     

论新时期分配正义的实现——以河南为分析对象

分配正义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方面,分配正义的实现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收入不平衡、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相当严峻,特别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越来越接近民众心理承受的最大限度和社会稳定的最低临界点。如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分配正义是急需认真研究的问题。建立分配正义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分配正义实现机制,构建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制度体系,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公平公正高效配置经济资源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可行选择。     

论新媒介文艺的场景化生产——以新媒介交互艺术为主要考察对象

场景化生产构成新媒介文艺一种特殊性的审美意义生产机制。当代艺术对自身的反思和对交互性的追求、数字新媒介革命等多种因素合力造就出新媒介文艺场景。新媒介文艺场景由各种载体和技术媒介、文艺信息、参与者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新媒介文艺场景化生产即参与者与媒介互动,以整合了传统生产、传播、接受各环节的交互方式生产文艺信息。新媒介文艺场景化生产的形成具体展开为文艺活动场景化及文本、时间、空间、参与者等要素的场景化过程。新媒介艺术场景化生产分为单感官式交互生产、多感官式交互生产和全身心式交互生产三大基本生产形态,每种生产形态所依托的场景不同,体现出的生产特点也不尽相同。     

论清代诗学思想的建构——以清代四大诗学流派为主要考察对象

清代的诗学理论成绩斐然,可视为"一代之文学"。清代诗学避免了明代的复古与门户之见,在复古的格调与抒发性情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站在时代发展的新语境,提出了诗学指南。清代主要诗学流派的诗论融汇、提升了传统的审美范畴,扩展了传统诗论命题的内涵,使传统的命题更具包容性和文学性,诗论显示出完美、自足的特性。在对历史的沉思中,清代诗论更具辩证性,在古今、复变、传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较前代更有历史视野,避免了前代诗论的覆辙。     

西部地区法律人才现状调查——以贵州省为主要对象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离不开健全而有效的法制系统的保驾护航,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有具备较高理论水平和法律经验以及较高职业素养的法律人才。近年来,西部地区主要法律人才呈数量稳定、素质稳中有升、年龄结构合理等特点,同时存在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人才分布不平衡、特殊专业人才明显不足等主要问题。解决西部地区法律人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是合理配置现有资源、完善人才机制,加强人才的本地化培养。     

虚拟财产解析——以虚拟有形财产为主要研究对象

一般意义的虚拟财产或广义的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模拟现实事物,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既相对独立又具独占性的信息资源.狭义的虚拟财产即虚拟有形财产(或称虚拟物),是对现实环境中有形的物质财富的模拟.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存在天然的联系,并鲜明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因而应当纳入现实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虚拟财产并非知识产权客体,也不仅仅是债权凭证,虚拟财产是具有特定性、独立性的抽象物.     

犯罪对象概念分析——以利益为分析视角

文章以利益关系为分析视角,主张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利益有其构成要素;犯罪对象就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或者间接影响的利益构成要素;犯罪对象不仅是具体的人或物,法人、非法人组织、智力成果、行为等只要是利益构成要素就是犯罪对象.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中的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以青岛市为例

来自政府与市场两方面力量推动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政社力量变化影响行业协会的生成与发展。通过以青岛市为例的调查研究发现,市场作用日益突出,官办协会与民办协会在组织结构、内部治理、行为模式等方面趋向一致,但市场尚未取代政府成为行业协会发展主导力量。     

论我国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范围——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为主要分析对象

买卖的标的物应不限于物的所有权,而应扩及于财产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7号,以下简称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五条将电子信息产品纳入买卖标的物的范畴,在制度上已有所突破。未来物作为买卖交易客体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起草的过程来看,起草者已承认未来物得为买卖标的物。从民法技术层面而言,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完全有效,他人之物可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处分权受限制的自己之物亦可作为买卖标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