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毗连区域法治困境及建设

中西部毗连的开发区、准开发区和非开发区竞相降低引进外资的门槛,通过制造政策“洼地”使“外水内流”,客观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各地优惠幅度、范围不一,互相攀比,导致政策失范。缺少法治,将预示着又一个地方自由裁量权黄金时期的到来。区域之间、族际之间诸多充满变数的行为方式直接导致法治“异化”,与市场化相伴并随的人口流动、交往频繁、观念裂变以及区域利益分割加剧等致法治变异的诱因仍有增无减,亟需将其纳入有序的法治化平台。厉行法治必须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吸取有益经验,尊重国情地情,择重点、分层次逐步推进。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国家法治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作出的重要法治决策与政策安排,是由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法治建设先导区域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向,这不仅是实施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试验田",而且是贯彻区域法治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体现了鲜明的法律政策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样本或示范的意义。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局与重点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功能作用,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激发区域社会创造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优化区域法治环境,进而展示法律政策的内在根据和功能取向。     

内蒙古自治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法治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是资源大区和边境贸易大区,独特的地缘资源优势决定了其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环渤海经济圈建设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第一个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其中经济自治权将成为这些优越条件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并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稳健、持续、高效、和谐发展的法治保障。     

区域法治发展路径:一个文化论的解释

区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模式,是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的子法治。法治建设的先导区之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基于区域法治之先行性的理念,并坚持先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路径,建构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实施的法治秩序生长空间,从而在一定法治秩序的共信共守下,协调彼此的价值差异,凝聚共识,以促进国家法治的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诱致型法治建设路径,不仅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促进公民法律观的养成,增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区域法治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力下,成为一种建立在规则共识、利益最大化下的自觉行动。     

区域法治——深化依法治国方略中崭新的法治形态

区域法治是深化依法治国方略和建构世界法治秩序中的一种崭新的法治形态,开展区域法治建设和研究,既是区域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以及我国加强国际交往和合作的必然要求,而且既有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又有我国区域法治研究的起步和刍型作为前引,还有其深厚的宪政基础和法理依据;为此就必须科学地构思我国开展区域法治研究的战略设想和建议,并为建立和健全区域开发和发展的法治保障体系而积极努力.     

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政策研究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理应是国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政策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以此为依据,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应关注中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中部地区内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城乡之间的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论纲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综合转型以及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导入,作为统领和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形成、发展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法治发展进程具有全面性与针对性、整体性与层次性、阶段性与大局性有机统一的特征。     

浅析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沿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2004年,我国根据区域发展水平的条件和差异的不同,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经济区的新格局,这次区域的划分符合"十一五"规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国在新区域格局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政策,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仍然显著.     

四大区域财政均等化考量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财政能力是否均等关系到能否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研究发现,经过转移支付的调节,四大区域间财政均等化的水平有所改进,但区域内东部、西部地区的财政非均衡性较为明显,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果一般.在引入区域财政标准人分配模型后,度量出均等化区域内各省财力均等化的真实缺口,表现为中部、东北地区的财力均等化缺口较小,标准人财力分配比较均衡,而东部、西部地区的标准人实际财政支出与标准财力的缺口较大.据此,建议提高中央对各区域纵向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水平,及构建区域财政横向均衡与转移支付制度,以提升区域财政均等化水平.     

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义务与法治保障

区域发展权属于集体人权,它具有平等性、集体性、层次性、渐进性、多元性及开放性等特征。中国区域发展权具有民族性、国家义务性、松散性及缺乏平等保护等特征。国内各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坚持权利平等、多元利益衡平、立法权与行政权能动及公平与效率统筹兼顾等法治保障原则。     

论法治力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自身具有规范力、确定力、国家强制力、普遍约束力、社会凝聚力等作用力。其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人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显示出了其他社会规范和国家治理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以人为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法治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上述二者关系变革的推进剂、指南针、压舱石,与人的现代化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互为前提和基础。培养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提高法治能力,是提高法治作用力的路径要求,只有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及其各方面各环节都体现法治精神,法治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博士后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博士后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明显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导致博士后技术创新区域差异明显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外部客观因素和人文主观因素。从外部客观因素来看,区域间经济发展状况、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及区位条件的显著差异造成东部地区博士后的生源质量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并进而影响到我国博士后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从人文主观因素来看,区域间不同的博士后进站制度、资助政策、合作导师遴选及其激励制度等也是造成我国博士后技术创新区域差异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技术创新区域关联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1-2010年省域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31个地区技术创新的区域关联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关联效应,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具有很强的趋同效应与截面相关性,而且,不同地区技术创新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是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中部地区是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技术创新均值、研发人力投入均值、研发资本存量均值对技术创新变动存在显著性影响,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出很强的趋同效应。东部地区研发人力投入和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创新水平的贡献率比中西部地区要大,中部地区研发人力投入和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创新水平的贡献率比西部地区要大,而且研发人力投入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比研发资本存量要更大。     

论政府在区域法治建设中的职能重构

政府主导法治建设,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特点和模式,区域法治建设同样不能摆脱这一模式。在承认政府对区域法治建设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政府功能的局限性。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建设将政府置于一种两难境地,与新公共治理理念相悖,容易导致"国家法制主义"现象的出现,忽视其他社会规范的作用。重构政府在区域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要求政府的法治化定位,实施任何行为都应当有法可依。政府还应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反映公众意见,并且意识到政府自身及国家制定法的局限,注重发挥其他社会主体和社会规范的作用。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治理中的区域法治——以“余庆经验”为例

"余庆经验"就是基层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新范本,是西部欠发达地方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法治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并需要法治的保障。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最好通过区域法治理论来理解。区域法治更多地利用"地方性知识",突破传统上以法院为中心的研究。区域法治建设有着多元维度。从治理过程的角度来看,法治体现在社会治理机制展开的全过程;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看,法治还包括了调解、习惯法等知识系统。     

中国区域人力资本非均衡配置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人力资本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配置,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高到低顺序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高到低也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200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人力资本代替物质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分别为0.66、0.34、0.31和0.62.     

论私法与法治社会

私法以其对权利事实的私法配置,决定了它与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私法不仅揭示着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以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着社会法治的发展取向。现代法治社会,以对社会关系的私法调整为其首要条件,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本内容是私法之治,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并体现私法价值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和法治社会。所以,我国在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条件下,应当特别强调和突出加强私法建设和私法之治的意义,着力培养和树立人们的私法意识和私法之治的观念,以私法的价值观认识社会与社会法治,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法治为基 德治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机制

法治与德治及其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当代中国推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升华和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是基础,德治是根本。只有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社会调控机制,才能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之国家治理。     

法治信仰社会化：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践行现代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成，人民法治信仰的形成是前提、关键和根本。法治信仰既强调的是共同体对法治的认同、依赖、信奉和遵循，也强调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的实践中践行法治原则，将法治内化为人们心中真诚的信仰。法治信仰社会化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社会化目标之一，法治信仰社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实现和完成过程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两大特征：其长期性体现在根除人治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影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艰难性体现在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公民法律素质提升的紧迫性和根除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等三个方面。因此，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过程需要法治的政治决策机制、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以及公民的法治教育提升机制协同发挥作用，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