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五行说考论

邹衍对阴阳与五行思想的改造与发展，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学说，对后世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等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其生平著作、学说内容与命运等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考察秦汉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     

邹衍学说的渊源及内容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学说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地理学说和五德终始学说,他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邹衍思想中的儒、道成分

邹衍是先秦阴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往人们认为他的思想诡诞华虚,是中国古代迷信思想的大本营,但是深究其源却能发现,邹衍的思想兼采儒、道等家,既对道家的自然观有所借鉴,又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所吸收。虽然其中也不乏怪诞之说,但其仍以致用为首要目标,因而在战国末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外语教学研究领域自本世纪 60年代以来先后兴起的两大研究模式 ,二者各有特点 ,并非对立关系 ,而是交互应用、相互补充。     

哲学研究与研究哲学

哲学的研究工作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认为可以将哲学活动区分为两大类:其一,哲学研究;其二,研究哲学。所谓“哲学研究”,确切地说,是哲学的研究,是指从哲学的角度,站在哲学的层面,运用哲学的方法,去认识和描述世界的一种活动。“研究哲学”是研究迄今为止已有的一切哲学的活动,包括对已有哲学的考证、分析、     

延安文学研究:为什么研究和研究什么

延安文学的问题往往既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这种复合性特征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都不单纯地源于和停止在文学层面。对“延安时代”的意义的发掘,将比对它的评价更重要。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成果。第一个方面,是与延安文学有关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个方面,是由延安文学形成和提出的几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对延安文学研究这个课题的处理,禀持三个原则首先,必须运用文化研究的整合视角,而不宜把它理解一种封闭的文学对象;其次,无论对于史料还是延安文学的具体作品文本,尽可能细读,唯细读才能从看似寻常的背后挖掘出丰富而新鲜的意味;第三,解读的工具不仅仅是理论,也包括叙事,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叙事对于事物具有复原、重构和发现其各种联系的非常活跃的功能,这是纯粹的理论分析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嫉妒实证研究之研究

嫉妒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初,它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嫉妒研究从现象学描述向理论分析和科学实证方向迈进的显著标志。探讨嫉妒实证研究的历史、方法、特点、发展趋势和现存问题,对嫉妒实证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意义重大,尤为必要。     

教育研究方法发展研究

行动研究法和教育诊断法是教育整体改革实验中两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本文着重分析了这两种方法产生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指出运用这两种方法需要把握的要点及应注意的问题。     

历史研究与人物研究

当思考历史研究与人物研究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时,首先必须参考的也许是纪元一世纪后半期至二世纪初文笔极其活跃的普卢塔赫的见解。他在古希腊与罗马双方的政治家与军人中挑选出具有较相似性格与作用的人,一对一地将他们双方的生涯作比较,写出了《对比列传》,并由此而闻名。在西方,著名的传记较受人们的欢迎,其程度仅次于经典著作,其中就有亚力山大大帝与罗马恺撒的对比作品。普卢塔赫在亚力山大传的开头这样写道:“当我们在该书中写亚力山大大     

语言研究与语言研究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任何一次科学的发现或创新,实质上都是研究方法上的变革。语言科学的发展同样依赖于研究方法的更新或变革。西方语言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把语言作为科学来研究还只是本世纪初的事,尤其在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语言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呈现出研究方法各异,语言学流派林立,新学科层出不穷的局面。那么,如何认识和把握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语言研究的基本问题 语言研究同哲学研究一样,语言学家面临种种问题需要给以回答。在诸多问题面前,语言学家,不管愿不愿意,也不管自觉不自     

泛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兼有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特性,仅在研究方法、研究规范、操作过程上"具有"科学研究的部分或全部的属性。为防止文学的特性被消解于大而无当的文化,需要开展交叉研究,综合研究,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需要观察与反思相结合、具体与抽象回流互动、艺术感受与哲学思辨交相辉映、个案解剖与系统把握相得益彰、多视点交叉透视等研究方法。为了避免陷于二元思维和黑格尔"正→反→合"的套子,要用多视点交叉透视的系统思维方法对前面的各种方法给予整合。应更新传统研究方式,改革体制化了的学科和区域界限,用问题研究取代体系构造与学科"圈地运动"的壁篱。     

关于教育研究范式的研究

教育研究一直受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 ,这两种研究范式各有其方法论原则和特点。近几年又出现了综合的研究范式和复杂的研究范式 ,且复杂研究范式的提及率逐日攀升。实际上它是“钟摆”的另一头 ,存在许多的疑问待我们去研究、去认识。“综合的研究范式”对于教育研究更为恰切。     

高教研究应加强实证性研究

本文分析了高教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指出了加强实证性研究的必要性。对高教实证性研究作了界说 ,并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加强高教实证性研究的举措     

凉山藏学研究现状之研究

四川省凉山藏学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一直以研究和传播藏族文化为己任。学会持续开展藏学研究,办好一刊一会一节。从凉山藏学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以及解决对策等角度,探讨符合国情的藏学研究之路。     

文化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初探

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化研究，以当下大众化为研究对象，呈现流派纷呈的发展格局。世纪之交，中国的化研究由对异域化研究理论的介绍逐渐向纵深透视，厚重的学术论不断出现。大众化起源及早期流变的研究，使化史研究多了一个学术增长点，也使其领域进入化史研究视野，导致化史研究在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与学术观点上产生变革。     

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简述了国内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学术刊物.根据国内外刊登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学术刊物,对论文的数量和研究方向进行了统计和比较,并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论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结构性研究

中国经济法学30年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包括结构性研究在内的独特研究风格.经济法学界之所以特别重视结构性研究,原因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的特殊要求.研究实践表明,结构性研究对于遵循和揭示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分析和设计法律与经济的互动,具有其优越性;结构性研究应当与普适性研究相结合.且应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之研究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本文把实践及其所反映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一次探索,并就实践所涉及的哲学基本问题、认识论、本体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哲学是行动的呐喊、实践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