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知行观与明清实学

明清实学思潮的产生，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是来自于宋明理学而又 对立于宋明理学，是理学中所包含的实学思想的继承、改造与发展，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 又有严格的区别。本文从剖析理学知行观这一角度，揭示理学，尤其是王守仁的“心学” 与明清实学的关系，进一步透视明清实学的渊源、演变及其特征。     

“革欲复理”、“剥落物欲”与“理在欲中”——朱熹理学、陆王心学与明清实学理欲观之比较

朱熹理学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陆王心学则更倾向于制欲主义,共同的特点都是"存天理,灭人欲";明末清初思想家则强调要"足民之欲",认为凡人不能物欲,理就在于天下的公欲,开启了新人文主义的人性论。同时明清思想家还辩证吸收了理学的道德成果,强调要知耻,要做欲望的主人,不能任由欲望泛滥,这些理论促进了近现代儒学的人本主义转型。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     

论杨万里的知行观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的知行观更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价值。他认为只要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主动性,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还深刻地揭示了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学以致用,只有学而有用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杨万里强调知行并重,倡导和弘扬力行精神,具有积极入世的品格和刚健求实的精神。     

宋明理学知行观道德内涵刍议

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成为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知行及知行关系被理学家赋予积极的道德内涵。由知行关系到格物致知,理学家同样赋予格物致知以丰富的道德意蕴,并把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提高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手段。理学家的知行观,迎合了统治阶级加强道德教化,巩固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对促进封建统治的稳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重视知行关系道德价值的同时,却漠视了人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     

继承与突破--试论颜元实学教育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颜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理学教育思想对立,在对立中构建其实学思想。他提倡培养"实德"、"实干"的实干家,重视"实学"和"实用",推行"实习"和"实行"的教育方法。实学教育思想突破传统理学的桎梏,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对今天的教育仍可资借鉴。     

继承与突破--试论颜元实学教育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颜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理学教育思想对立,在对立中构建其实学思想.他提倡培养"实德"、"实干"的实干家,重视"实学"和"实用",推行"实习"和"实行"的教育方法.实学教育思想突破传统理学的桎梏,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对今天的教育仍可资借鉴.     

论朱熹重行不轻知的知行观

知行观上的先后轻重问题,朱熹通过阐明"行重知要"、增益"格物致知"、强调"致知力行不可偏废"等,继承二程且有重大发展,由二程的知本、知重而行不为轻,演绎发展成为力行为重、知不为轻,或者说行重知亦重的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理学儒学以修养工夫论为特色的知行理论.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明清时期的语用敬谦手段

所谓语用敬谦手段,是区别于语言层面的敬谦辞且独立于敬谦辞之外的表达敬谦态度或情感的带有规律性的言语方式,这些方式的言语载体本身都不是语言层面的敬谦辞,但这些方式在语用中确实能够起到表达敬谦态度或情感的作用,它们与语言视野下含有敬谦基义或陪义的敬谦辞,是两套平行而又互补的表达体系,共同构成广义敬谦语的范畴。敬谦语的兴盛期——明清时期的语用敬谦手段包括＂少化＂意义手段、修辞手段、从儿称谓手段、泛亲属称谓手段、避讳手段、自名手段、称字号手段等,后五种手段主要用于称谓。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人们往往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的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经过元明清历朝政府的改造与制度化实践,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而宋代理学中的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部分,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因而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对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论明清时期大运河上涌动的思想浪潮

大运河孕育了明清新思想,明清思想浪潮是围绕在运河两岸展开的。大运河的畅通促进了运河两岸社会观念的变迁,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人们的思想在明中期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萌发出了新思想的萌芽。明清时期的运河两岸是中国在那个时代思想最活跃和最有朝气的地区,也是思想变化最敏感的地带。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或出生和成长在运河两岸,或在运河两岸地区求学、游历、任职。其思想产生、成长于运河,传播于运河。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经济之河、政治之河、军事之河,更是一条涌动的思想之河。     

明清之际文学观念的思想内涵

针对晚明与反理学思潮伴生的任情纵欲的文学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多倡导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思想,重新树立起宋明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观念在明清之际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贯穿始终。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造成文学思想的空前活跃,进而演化出文学创作流派纷呈的繁盛景观     

明清副词性敬谦语素的语用语义分类

敬谦语素是一种语法现象,修饰或限定表示动作、行为的语言成分的敬谦语素是副词性敬谦语素。副词性敬谦语素也是语义布控下的类聚现象,根据语用类聚的情形,对明清时期的副词性敬谦语素进行归纳,可以得出九类,它们构成了近代汉语中副词性敬谦语素的主要语用语义类别。     

论宋明理学的美学意蕴

宋明理学具有向性情逼近的切实需要,从而打开了通向审美感悟之域的路径:理学文本的包容性、活脱性和开放性,使其走向了美学文本;宋明理学关于境界、品格、生生之德的论述具有浓郁的审美情调;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对心与物的讲述,透出了由善而美的意义和韵味;白沙之学与阳明心学乃儒家以"乐"为中心的内圣之学的审美境界.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发展

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之间,实有相辅相成的内在渊源。浙东学派猛烈抨击儒家传统经济伦理,提出了“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而孕育这先进的经济伦理观的社会基础,正是宁波悠久的贸易传统和崇商敬贾的社会风尚;理论又反过来推动儒生弃书服贾,使“宁波帮”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孟子心学与宋明理学

孟子重视心的作用,在承认四体与四心一样与生俱来的前提下,强调只有四心才是人性的具体内容,由此推出了性善说,并且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方式与天合一。孟子的这一做法彰显了儒家一贯坚持的通过道德践履与天合一的具体途径,同时引领了宋明理学的价值旨趣和理论格局:第一,孟子推崇的四心被宋明理学奉为宇宙本原。第二,孟子对心的重视与宋明理学的道德践履密切相关。第三,孟子四心与四体并举在宋明理学那里发展为双重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