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与有限性视域的内在关联

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凸显使得哲学研究对象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理性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理论范式的文化。这不仅表明了文化哲学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批判和审视,而且也表明了文化哲学存在的＂有限性＂视域,但它并不局限在某一种＂有限性＂视域之下而是要超越其＂有限性＂,这是文化形而上学本性使然。文化哲学批判的＂有限性＂视域以及在此视域中的＂无限性＂特征表明了文化哲学的＂实践品质＂,这一品质在马克思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得到集中体现。     

从黑格尔三次提及柏拉图反观哲人、哲学与现实——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释读之一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序言＂是一篇论战性的文字,其论辩对象是窃取哲学名声的诡辩。黑格尔将自己置身其中的论辩追溯到柏拉图,并且以＂特殊性原则＂作为诡辩哲学的基本原则;为了让哲学从诡辩哲学的基本原则中超越出来,黑格尔尝试建立起主观与客观、特殊与普遍、历史与逻辑相同一的＂同一哲学＂。这恰恰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人而神＂路径。     

从西方哲学的超越方式看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

从柏拉图理念的本质论超越方式到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概念论超越方式,以及到马克思的实践论超越方式的发展,表明哲学重新整合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二元对立,并在现实的此岸世界确立人的超越主体地位,表达哲学对人的超越本性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表征哲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时代反思和自由发展的人文关怀。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以正义与智慧为视角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就是指柏拉图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和思想。鉴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在柏拉图＂政治-哲学＂观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这个视角探查柏拉图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缘起;柏拉图＂政治-哲学＂观的正义与智慧视角;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消解,即正义与智慧、政治与哲学的整合。     

感性活动与马克思的生存论开启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范畴不仅是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超越,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致思理路。因为作为感性对象性的活动,赋予了人的生命以超越性、人的存在以自由的本性,生成了人对自身存在的自觉,这恰恰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存基础。感性活动内在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纬度,这样真正揭示了人内在的生存结构。马克思生存论的开启,不仅激发了我们对现实异化生存的自觉,同样,为异化生存的扬弃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哲学思考

在有限的生命存在中,人何以超越其生命的有限性,中外古典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稍有不同。西方哲学家是通过否定人的有限存在来寻求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解决,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则是从承认人的有限存在,并在人的有限性存在中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儒家和道家而言,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差异。儒家走的是“有为”式的超越之路,而道家走的是“无为”式的超越之路。事实上,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最终是一种价值的超越。这种价值的超越既可以是一种个体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群体的行为,在今天仍有思考意义。     

哲学视野与旅游活动之本质

现象与本质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应从哲学的视野考察旅游活动的本质。旅游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其本质问题必然关涉人的问题。理性使人类产生超越生物有限性、追求永恒存在的精神需求,与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等文化活动一样,旅游活动也是人类超越有限存在的途径之一。通过自觉地旅游活动,主体实现对自我惯常时空的超越,满足超越惯常经验、超越精神束缚、超越有限存在等层次不一的超越有限时空的需求,旅游活动也因此呈现持久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形而上学走向抽象形态的根源

按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形而上学＂恰恰是要扬弃存在的分离或者分裂,因而它本身是拒绝抽象的。可是,千百年来,形而上学却作为一种抽象形态扎根于人的头脑之中。其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脱离形下的形上诉求,这是形而上学走向抽象形态的思维根源。以追求世界终极解释为旨趣的本体思维犹如一个蒸馏装置,会把一切现实的内容都过滤掉。二是人的矛盾性存在方式,这是形而上学走向抽象形态的生存论根源。人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人的灵魂总不满足于有限性的束缚,企图超越肉体、＂小我＂以及有限性的约束而实现永恒。     

哲学的中观视域

进行中西哲学比较,进行任何哲学化而非哲学的思考,至少可以区分出两大传统: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经过海德格尔的整理与研究,西方哲学传统在长期的徘徊与歧出之后,应当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道论".而在这里,中西方哲学传统不期而遇了.我们的中观论,借助了大乘佛学的中观方法,其宗旨是在中西哲学传统比较下同时接续上西方古希腊的哲学传统.用西方哲学的语汇述之,中观思维可以说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这种中观的哲学观,虽然突出了过程与变动,并且是从海德格尔返回到希腊古义,其问题却承接康德而来.这就是:它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人的生存处境.康德将人的生存处境视为一种"悖论",中现论则试图超越之.中观式生存是以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这种两元结构作为前提条件的.中观哲学观作了一番大体的透视,知道观有两种:有观与空观.透过这两种观,世界在人面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即"有的世界"与"空的世界".故中观哲学对存在问题的理解看来是海德格尔与康德之合.中观哲学有体与用.如果说中观哲学之体(本体)源自于人的生存本性的话,那末,中观哲学之用(运用)则是人与其周遭世界打交道的具体方式.     

对于人类"形上本性"的理论表征——从人与哲学的关系论哲学境界何以存在

通常对哲学境界的理解是从中国传统哲学背景出发：哲学境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哲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理想生活;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可以看出人的独特生命活动——实践使人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形上本性＂。哲学作为一种表征人的＂形上本性＂的理论形式,本身具备一种超越经验常识的形上诉求,哲学境界即是这种形上诉求。因此,哲学境界并非为中国传统哲学特有之物,作为表征人类＂形上本性＂的形上诉求,正是哲学本身应有之义。     

柏拉图正义理论的精神:和谐德性的法制

通过与苏格拉底正义思想的比较,分析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基本性质,揭示其把人性升华与建构合法制度相结合的本质.柏拉图在苏格拉底道德哲学"至善"概念的基础上扩大了正义的论域,使"正义"超越了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从而成为政治哲学的本质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据.通过人性与制度的功能互补,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建构了一个在社会系统中各不同等级和谐相处的制度化的规范体系.     

论庄子生命哲学的“忘世”思想

庄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是＂忘世＂思想,这在其对人类生命存在进行现世性与彼岸性的双重思辨中得以构建。庄子企望超越生命存在的现世性局限,获得自我的精神解脱、超越,实现生命存在的彼岸性追求。因此,庄子的生命哲学并非＂出世＂、＂厌世＂或＂游世＂等看法,而是体现出浓厚诗化意味的＂忘世＂思想。     

哲学的身份——哲学的非哲学化

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起,“哲学”一词就意味着召唤人们追求超感性的实在而疏离现实的感性世界,“哲学”成了“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中世纪的基督教形而上学和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都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但是,同此种意义的哲学之发展相伴随的,是对形而上学的不断批评的历史:从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起到近代哲学家休谟以至康德、黑格尔,都对这种旧形而上学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批评。黑格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观念“关心事情本身”和“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使他成了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代现象学的先驱。海德格尔以时间为存在的本质,宣告了崇尚超感性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哲学”的终结,强调今后的“思之事”(与旧的“哲学之事”相对立)应是崇奉时间之内的现实有限性,而又注重“有限的超越”。哲学从此由疏离人生的超感性的天国下到了具有诗意的人世,西方现当代哲学正以不同形式实现着传统意义的哲学之非哲学化,亦即哲学的现实化,哲学在其他非哲学的人生活动如科学、道德、审美等活动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哲学的仙女,作为对人生各种凡俗活动的理性反思和追问之学,既来自人生,又高于人生。哲学永远在仙凡之间翱翔。     

精神家园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归宿

万光侠、夏锋在《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精神家园彰显了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归宿,超越了人的自然性、现实性与有限性,确证了人的本质,实现了人的发展。首先,精神家园以“应然”的方式探求终极的价值目标。精神家园在应然层面上规定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在终极追问中获得终极的价值指向。精神家园以“应然”的方式超越了“实然”状态,用“应然”的价值视野审视、评判现实问题。在现实与理想、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中,精神家园专注追寻人的终极价值目标,追问自由的意义与本质、自由广度与限度的问题。其次,精神家园以“无限”的方式超越了人的有限性。现实的个人作为有限的、历史的存在,在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下,只能限定在特定的生存场域中。     

从哲学思维方式的现实化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

哲学思维方式的现实化是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之所在。马克思在哲学思维中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从而将人放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中,从现实的人的有限性以及人们在社会历史中的生产交往出发,揭示了人类生存中自由与必然的深层次矛盾,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现实化。引领了哲学史上一场新的革命,为当代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哲学思维方式的现实化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尚书》的政治哲学：德化论的发展

儒家的天人观,其第一阶段是《易》学宇宙论之认识,第二阶段则将宇宙论发展为天命论、上帝论以及人的德化论,而第三阶段是孔子以后的仁义论。《尚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化论,＂德化＂为政道的起点与理想,治道为达致政道理想与目的的方法与过程,治道过程中＂德、政、治、法＂是合一的。西方政治哲学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强调的是天人两分的二元论立场,其政治理论是＂契约论＂,与中国＂德化论＂并非同一起源,反映了＂内在超越＂思想与＂外在超越＂思想的差异。     

柏拉图与后现代哲学--以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在所谓“后现代哲学”中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尼采曾经把他自己的哲学界定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但尼采对柏拉图的激烈批判与反驳,恰恰证明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巨大影响;通常认为“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但实际上柏拉图对这个“发现”早已有所发现;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都遗忘了“存在”,因此,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就是要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西方哲学的源头上去,以他们已经赢得的东西为基础,将他们未竟的事业推向前进。这表明,柏拉图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限性”与“辩证法”: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现实基础与方法

马克思在现实的“有限性”基础上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无限性”根基,因而把传统形而上学置入现实生活世界中,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在现实的“有限性”根基上实现了其在哲学史上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世界观的变革意义,在现实的“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旧世界”的消亡与“新世界”的产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哲学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实现其“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而知,“有限性”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现实基础;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变革的方法,由于现实的“有限性”本身孕育着其“无限性”,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使现实的“有限性”蒸发出“无限性”成为可能,同时也是使蒸发的“无限性”变成现实的“有限性”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现实的“有限性”本身固有的本性.     

论马克思社会实践过程辩证法的确立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有其合理性也有先天性缺陷,辩证法思维方式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扬弃和超越。然而,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辩证法只是“无人身理性”的抽象推演,根本说来未能摆脱“柏拉图哲学注脚”的命运。马克思哲学引入社会实践这个根基性参量,并指认社会实践是一个过程,确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实践过程辩证法,强化思维与存在的基本矛盾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解决,从而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知性对立,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本体论变革的实质及其意蕴。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