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风险、会计稳健性与债务成本

伴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日益凸显,其中诉讼风险也逐渐成为上市公司实现经营目标的重大阻碍。文章选取2010—2017沪深A股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与会计稳健性对债务成本的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与债务成本成正相关,上市公司诉讼风险越大,债务成本越高;会计稳健性与债务成本成负相关,会计稳健性质量越高,债务成本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能够作为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与债务成本的调节变量,能够有效缓解因为上市公司诉讼风险增加而导致债务成本增加的关系。     

民事诉讼当事人博弈及成本优化——以“理性经济人”为视角

基于“理性经济人”视角,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对抗、攻击防御过程中的博弈除了期冀获取最有利的诉讼结果外,还希望努力探求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收益。诉讼策略与行为是当事人诉讼博弈的关键所在,策略与行为的正确与否关系着诉讼的成败和诉讼成本的高低。随着证据交换、争点整理等诉讼进程的推进,当事人受诉讼信息、诉讼力量、风险偏好以及个体异质性特征的影响,会选择诉讼、诉讼和解、诉讼调解等不同情境的多轮博弈来预判诉讼风险和预期收益,并研究占优诉讼策略和实施对策性诉讼行为,以期优化诉讼成本在当事人之间的合理分担,最终实现当事人的诉讼预期乃至共赢。     

风险社会对传统诉讼模式的挑战及其变革

以严格区分公、私为基础的传统诉讼模式在风险社会面临着不少挑战,如传统的诉讼分类难以涵盖不断涌现的新社会冲突、超个人的集体利益主体的诉讼资格问题凸显、个人诉讼成本的增加使其远离司法.为应对挑战,传统诉讼模式应当变革:一是通过集团诉讼或公益诉讼适度地扩大当事人资格:二是完善配套制度,降低受害人诉讼成本,提高其诉讼收益,使其既可能也愿意"接近司法",而不是选择文明社会之前通行的"私力救济".     

经济成本视角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证建构——以零受案率为起点

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脱节的表现之一就是受案率低下甚至是零受案率,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正遭遇如此尴尬局面,原因在于诉讼经济成本的负担对诉讼原告形成了风险倒逼,受害人群体遭遇了"集体行动困境"而慎于起诉。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优化分摊诉讼成本,通过"选择性激励",借鉴"赏金猎人"制度,让败诉一方承担诉讼费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凸显环境诉讼的公益性及实用性。     

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风险社会下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落实环境司法预防功能。中国司法实践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核心的事后司法救济。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复杂及不确定性，使得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以环境损害结果为气候变化救济对象，以补偿性责任为气候变化救济手段，以侵权责任法规为气候变化救济依据等问题是救济性气候变化司法难以解决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司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因此，需要从预防性司法的角度，寻找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逻辑，发挥出必要的预防功能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寻找最为契合的气候变化诉讼载体，并予以必要调适，形成以规制碳排放风险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研究

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拥有公共利益代表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双重角色定位属性的检察机关,在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结合五年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积极稳妥开拓公益诉讼“等外”空间。检察机关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应注重回答“新题难题”,逐渐将公益诉讼范围拓展至专业性技术性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关乎国家持续性发展核心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但社会组织力量缺位、监管易于“失序”、政府“失灵”风险较高的关键场域,从深层次、宏观角度做好新时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向人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益诉讼检察产品。     

论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观念基础

诉讼文化包括诉讼制度文化和诉讼观念文化 ,二者关系密切。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必须以诉讼观念的现代化为先导。传统诉讼文化追求无诉等价值目标 ,成为制约诉讼制度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关键 ,在于反思和重构诉讼观念。     

企业慈善捐赠:诉讼风险下的自我救赎

诉讼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企业慈善捐赠,这是一对竞争性的假设。利用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以被诉次数和涉案金额衡量诉讼风险,可实证检验上述竞争性假设。结果发现,企业诉讼风险显著负向影响慈善捐赠,但这种关系因企业经营状态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在ST样本中,企业诉讼风险越高,捐赠可能性和捐赠水平都越高;而在非ST样本中,情况则正好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被ST的原因不同,其慈善行为也存在差异;通过慈善捐赠后,企业融资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慈善捐赠是企业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的自我救赎行为。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还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市场监管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于构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兼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股东诉讼包括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它是保护股东利益的最后屏障。我国的《公司法》虽说对股东诉讼制度有所规定,相对2005年之前的《公司法》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股东代表诉讼的完善方面,对构建股东诉讼制度进行了探讨。     

我国股东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

司法救济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后屏障,股东诉讼是股东权利的保障和损害回复机制。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和代表诉讼制度是构成一个完整股东诉讼制度体系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也没有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构建一个合乎国情的由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组成的制度体系,使股东权成为现实可诉的权利,是我国公司立法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论环境侵权群体性诉讼处理机制的完善

由于环境侵权纠纷中受侵害对象的不特定及涉及人数众多的特点,环境侵权纠纷容易形成群体性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专门处理群体诉讼的一种诉讼程序,对解决群体性纠纷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该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法院对其相对拒斥的态度,导致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遭受到冷落。因此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在群体诉讼处理机制中进行团体诉讼、示范诉讼及建立联动机制的探索,对及时妥善解决群体性诉讼案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以诉讼观视角探析当事人诉讼促进义务

诉讼观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诉讼理念,从诉讼理念出发研究诉讼制度直追诉讼的本质。在不同的诉讼观下,当事人诉讼促进义务这一制度有着不同的适用价值和意义。以自由主义诉讼观和社会诉讼观的视角论析当事人诉讼促进义务,有利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促进义务理论。     

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与规则建构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的法理基础是预防性行政诉讼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机关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具有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法律关系、行政行为无效、事实行为违法,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行为,或者判令禁止或停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实施的诉讼制度。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体现为双重预防性,容许性体现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需要在启动要件、举证责任、适用范围、与诉前程序调适、与暂时法律保护措施对接等方面建构和完善相关规则。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分析指出,与其他国家的群体诉讼制度相比,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在群体诉讼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对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改进,同时应在某些领域引进团体诉讼制度.     

诉讼和解的逻辑——和解、效率与谈判能力

国内外学界对诉讼和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诉讼和解的发生问题上,对诉讼和解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尚没有系统的研究。当事人的谈判能力不仅影响诉讼和解的发生,也强有力地影响诉讼和解份额的确定。现实需求的迫切性导致处于经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的贴现率非常低,进而极大地削弱了其谈判能力,而不对等的谈判能力导致低谈判能力当事人接受一个不公平的和解份额。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进一步扭曲了社会经济活动中风险预防的效率。在诉讼和解实践中,很多处于经济优势地位的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恶意拖延诉讼或者恶意逼讼,从而导致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权利被打折。所以应当建立诉讼权利滥用惩罚机制,创新能动司法机制,平衡各方诉讼当事人的谈判能力,从而消除司法实践中不合理的贴现效应。     

刑事诉讼模式的比较法经济学分析

影响诉讼模式选择的因素固然很多，诉讼经济作为考量诉讼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或缺。不同的诉讼模式处理案件所需要的诉讼成本和获得的诉讼收益存在差别，诉讼模式的选择要重视诉讼效率和正义的契合，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应充分考虑诉讼经济问题。     

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的必要性及对策

纳税人诉讼是纳税人基于行政机关的不合理用税行为向法院提起的一种特殊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一方面能更好地以私权制约公权,另一方面能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实体权利。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必须注意对适格当事人、代表人诉讼和举证责任等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     

风险视域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理路

在“风险社会”中生态损害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背景下，对环境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刻度盘理论，构建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框架，同时结合“绿孔雀案”等案例，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现阶段尚存在起诉条件不明、举证责任不清、制度衔接不畅、责任承担方式不适等问题，为此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从“重大”和“风险”两侧面区分起诉条件；依诉讼对象不同分类型具体调整举证责任；理清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内外部程序顺位；将环境禁令作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责任承担方式。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优化路径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我国逐步形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诉并行”的司法救济体系,旨在为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提供全方位保护与监督。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诉讼制度性质界分的论争和适用范围的扩张渗透、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内容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出其面临的内生困境,亟须作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规范设计。为此,应基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衡量,重新审视主体的角色功能和权责分配,合理设置不同诉讼制度的适用位序;基于制度功能的考察,根据“风险预防”“损害填补”“法律监督”等不同功能面向划定“三诉”各自的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强化不同诉讼制度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体系性协同,从而构建层层递进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