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社会的新变

明代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学开始发展壮大，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品“三言”、“二拍”从多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首先，市民成为文学的新主角；其次，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的转变；另外，传统的婚恋观念也受到冲击。总之，“三言”、“二拍”描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明代社会带来的新变，可谓是一幅...     

近十年以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三言＂＂二拍＂研究有别于上世纪的地方在于文献考证方面的成果较少,研究视线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文本本身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为某种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探索原因,结果往往归于社会思潮和文化影响。     

情欲的调控与伦理的张扬——“三言二拍”报应类婚恋故事探析

"三言二拍"有大量涉及因果的婚恋故事,这些婚恋故事在张扬情欲的同时,也在张扬传统伦理道德。借助于因果,小说家巧妙地将情与理结合起来,调控情欲,张扬伦理,使情与理达到和谐相融的状态,也是小说创作的主旨。这些因果报应作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刘向《列女传》中“三从”的落实情形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规范,有所谓"三从四德"。刘向在《列女传》中记载许多古代女性的故事,本篇试图研究《列女传》中若干篇章的女性人权,观察女性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用以确认刘向所肯定、赞美的伟大或美好的女性,对事情大多能有明智的判断,有强烈的主见,大多能实践其意志,甚至在气势方面凌驾于男性之上。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配角的力量——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为完成＂文以载道＂的文学主旨,塑造了一群媒婆形象来牵引出男女主人公的世俗之爱。她们角色虽小,却产生了作者主观意图之外的效果。她们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成为见证社会转型的一员;她们在＂逐利＂过程中引导闺阁女性大胆追求肉体与精神之爱,促进了女性解放;同时,她们成为文学形象中最先具有反叛思想的人物角色,有着永恒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特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二拍＂经商题材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各自特点。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对个人价值肯定、对自由人格重视遥相呼应,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创作目的上,他们都是想通过作品来疗救人的灵魂或社会,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对生命与个体的意义、价值取向的关注,西方是指向宗教,而中国则是指向史学。鲁宾逊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体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写人物,这些作品围绕其文化内核在人物形象、义利之辨等方面而极具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三言二拍”家庭男性之求存观

明代中后期,人性觉醒,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冯梦龙、凌氵蒙初在"三言""二拍"中对家庭男性的一些变化进行了描述,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那个时代男性不同寻俗的人生天地。本文从家庭男性的求存观上进行简要解读。     

阁楼上的“疯”女人:繁漪——曹禺剧作人物论

曹禺的戏剧世界是一个爱女的世界。对女性的理解、同情和尊敬使他能够不受男性话语霸权的影响,不受传统观念所束缚而创作出一系列鲜活的女性角色。剧中他淡薄了由社会制造的名分、贞操、道德伦理等观念,用人性化的笔书写女性的生存境遇,剖析了女性悲剧实质。本文以繁漪为个案加以阐述。     

由“二代们”看社会阶层的代际传承性问题

＂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贫二代＂这些名词的出现,反映了我国社会阶层代际传承性问题已经出现并且日益呈现固化趋势。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朗化,社会阶层不流动现象已逐步威胁社会稳定,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又是非对抗性的,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追求具体利益的矛盾,可以通过完善和健全相关体制加以正确处理和解决。     

略论宋代家训中的“女教”

宋代是我国家训发展的重要时期,家训中出现了大量针对女性的训诫——＂女教＂。宋代＂女教＂的内容偏重于以儒家纲常伦理去规范女性行为;形式则多种多样以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女教＂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重亲情、重感情,这使受教者与施教者在情感交流中实现了互动。宋代家训中的＂女教＂反映了宋代两性关系上男性的话语主导权,宋儒借此成功地塑造了宋代女性,完成了儒家伦理对家庭的渗透。     

《型世言》与“三言二拍”艺术之比较

通过对《型世言》与＂三言二拍＂体制、来源、语言以及叙事的比较,探寻其在艺术水平上的差异,认为《型世言》的艺术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要逊色于＂三言二拍＂,体现出较浓的文人参与创作的痕迹。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三言”、“二拍”情爱描写的观照

"三言"、"二拍"中情爱描写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明代中后期的时代文化环境、作家的情爱观念、读者的阅读趣味以及商业出版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作品有力冲击了封建理学的道德伦理体系,从而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揭示出中国小说从神化到人化、从自教化至世俗化演进的发展倾向."三言"、"二拍"对古代情爱文学题材的大突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意义.     

传统主流伦理文化中的女性观概览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女性伦理文化是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主流伦理文化表现出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文化特征和道德要求,不仅对传统女性的发展带来束缚,也给当代中国女性的发展带来了不少影响。梳理和挖掘传统主流伦理文化中的女性观,对反思传统文化、克服传统文化在女性观上的弊端是非常有必要的。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     

充满辛酸的人道主义归途——对许地山《春桃》再浅析

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真正关注、了解,重在塑造春桃这个扣人心弦的女性形象。小说《春桃》中＂一女二男＂的婚姻模式有悖于＂神性爱＂这一个古往今来文学作品的传统母题;李茂、刘向高在伦理婚姻观念上沿袭着中国传统伦理婚姻的重负,春桃具有新的伦理婚姻观念因素,但现代伦理婚姻观念的光芒始终遮不住春桃传统的观念。最后,人性善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使三人冲破了一切传统封建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的束缚,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小世界,这种善良的人性人情寄托了许地山人道主义的关怀。     

"三言""二拍"中女性婚恋的他者关怀及自我呈现

在“三言”“二拍”的婚恋故事中考察女性生存状态会发现,青年男性、父母及社会舆论等外在因素大多给予女性以理解关怀和支持,而女性自身在对婚姻幸福的追求中也展现了新的气象,如要求感情忠贞、人格平等、价值取向相同等。在这种追求中,也不排斥某些感性与物欲的要求和倾向。这些是与晚明时期的社会思想潮流相一致的。     

儒家“生”之伦理：一种思想资源的意义

儒家伦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生＂的伦理。儒家围绕着＂生＂与＂天＂、＂生＂与＂命＂、＂生＂与＂性＂、＂生＂与＂德＂等多重关系,以及求＂生＂、养＂生＂方式等多个方面,赋予了＂生＂以深刻的伦理内涵,从而形成深刻的儒家＂生＂之伦理思想。儒家这种＂生＂之伦理思想,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及当代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思想资源意义。     

论“二拍”婚恋故事中的“牵头”

"二拍"婚恋故事中有一群特殊人物,他们多作为配角出现,但却是故事中促成男女婚恋的关键人物,在男女主人公相识相知相恋,乃至成婚,甚至婚后夫妻的离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论是出入闺阁的女性,还是断案的男性官吏,抑或是鬼神之属,或成就金玉良缘,或造成悲情孽缘,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为男女婚恋牵线搭桥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充当了男女婚恋的"牵头"。"二拍"婚恋故事中的"牵头",各有其形象特点和特殊作用,作品赋予了他们深刻的涵义和独特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