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童话:沉重的幻想翅膀

张天翼童话有着超越时空的丰富想象.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文以载道的教化目的和时代政治感召的制约,张天翼童话在道德秩序的宣扬、未来社会图景的营造和人性理想的启迪诸方面都不得不负载过多的成人理念,让幻想的翅膀在成人的世界上空沉重地低翔.     

张天翼：审丑图的艺术建构

张天翼笔下有苦难，有惨痛，也有悲壮，但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审丑，即以丑恶鄙俗的社会文化弊端与病态人格为艺术关照的对象。他的小说充满了对丑恶事态的愤激、讽刺，而又显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冷峻的叙事态度。愤激的感情特征，冷峻的叙事态度，决定了张天翼小说叙事结构的明快与叙事语言的峭拔，使其冷峭的审丑富于长久的生命力。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

幻想是童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童话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民间故事有一种很奇特的结构现象,幻想成份越浓的故事,越遵循一定的叙事套路。那末,民间童话的叙事模式或套路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本文从民间童话的情节简单而不复杂化、“三段式”的重复、情节或人物的相似性等三个方面,讨论了其主要的叙事形态特征,揭示出民间童话叙事的艺术魅力。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鲁迅与张天翼

张天翼是得到鲁迅帮助较大、受其影响较深的作家之一。研究一下他们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张天翼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师承,而且更有助于理解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     

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情结

“土地情结”作为“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启蒙者的思想诉求,故重“乡”轻“土”;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革命者的政治诉求,故重“土”轻“乡”;抗战文学的乡土叙事,则是为了满足中华民族的情感诉求,故既重“乡”又重“土”。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方式,“乡土情结”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创作主题。     

论卡尔维诺小说的童话思维

当代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对童话思维别出心裁而又得心应手地运用,使其创作在后现代的先锋小说中独树一帜。他一方面高度重视童话思维的幻想品格,保持叙事的诗性气质,一方面以"间离"的方式关注现实,负载起深邃而凝重的审美内涵,从而成功实现了他"轻"的美学理念,为小说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径。     

消费主义对后现代英语童话改写的影响

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伴随着大众文化对经典的解构与祛魅,文学界的许多精英们将目光放在对经典神话或童话的改写方面,借古喻今,针砭时弊.这些作家在经典中寻求创作灵感,在形式和主题上对单一叙述进行质疑,力求揭示文学经典的虚构本质.那么,为什么在消费文化时代作家会如此青眯童话改写呢?消费主义文化又是如何作用于童话反写的叙事主题或模式呢?童话反写如何免于娱乐垃圾的命运呢?文本将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深入展开探讨,以期系统梳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后现代童话改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对话与修辞表达

本文用叙事学理论对童话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特征做详尽分析 ,认为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需要通过叙事话语达到心灵的对话 ;叙事学界定的转述语与叙述语分别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 ,直接影响童话审美性的强弱 ;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是幽默和隐喻。在具体言语的修辞表达上 ,童话叙事话语又具有“模糊性”、“不可信”和快节奏等特点。成人作者对儿童思维与审美心理的模拟既在话语中传达自身的意图 ,又唤起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真正实现对话。     

严羽论诗的自信气质与主观精神

严羽论诗个性极其鲜明,其观点、立场以及语气和口吻等均体现出强烈的自信。原因有三:一是他自幼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尚奇节而不拘一格;二是宋朝的理学与禅宗尤其是心性之学对他诗学观的渗透;三是其求学过程中承续了老师的精神气质。严羽论诗的主观精神也极其鲜明,他推崇兴感神会、无迹可求、含蓄蕴藉的诗风,其兴趣说、妙悟说、熟参说等都充溢着一种迷离、玄妙和神秘的色彩。这是对古代文论诗性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和其论诗的自信气质、诗学观的本质息息相通。     

真假声结合在男高音中的运用

在声乐教学中,男高音的训练重点应放在真假声结合上,从歌唱的实践中和声乐的发展状况来看,真声、假声、真假声结合这三种发声方法,其中真假声结合的发声其运用比纯真声或单一的假声的歌唱发声要优越得多,便利得多.真假声能否结合得自然平稳、运用得自如恰当,是取决于男高音能否获得最完美的声音状态的关键.它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论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

本文研究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中国文学童话创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本世纪初开始的外国童话译介启动了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进程。“五·四”运动前，此进程较为缓慢，童话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带动儿童观、教育观、儿童文学观的转变，间接或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学童话的诞生。以叶圣陶的创作为标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童话，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探索学习声乐艺术的途径

学习声乐演唱与学习乐器演奏相比,在人们意识中存在着很多误区;声乐演唱技巧从外部形态来观察只是一些皮毛,发声器官的内部活动主要是靠人们的听觉去感知它.因此,了解掌握学习歌唱的入门方法和常见的问题,探讨进行嗓音训练的方法,培养自己的歌唱悟性和利用语性采学习歌唱,使自己的声乐演唱达到完美境界,是每一个学习声乐演唱者的目标.     

维里耶短篇小说《陌生女子》的象征意义

《陌生女子》这一短篇小说收录在法国作家维里耶的小说集《残酷故事》中。这篇小说写了一个美得非同寻常但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小说由简单的故事情节和大段的哲理性对话构成,小说结构和传统以写实为主的小说拉开了距离,其重心也不再放到对现实的模仿上,而是转移到对抽象事物的描绘。作者刻意通过小说人物的出场顺序、歌剧院场景的设置、有听力障碍的女主人公、人物的大段对话表达象征主义的美学追求。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以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解读为例

诗歌主要是表达诗人思想、抱负、志趣的文体,侧重于表述内在心声。但文学中呈现出的“声音”却是非常复杂的,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把这种仿若戴着“面具”不以真实面貌示人的文学现象称为“面具”美学。晚唐诗人李商隐受党派之争牵连,政治上徘徊彷徨表现,在诗歌中欲言又止、隐喻深婉,内在心声隐藏在“面具”之下,反而成就了诗歌含蓄蕴藉之旨、神秘朦胧之韵。     

《史记》与《释名》声训比较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随文注释中,运用了大量的声训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相当熟练,可与刘熙《释名》这部声训专著相媲美。可是,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史记》与《释名》中声训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声训在《史记》中的特点和体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史记》的内容,并对声训的探源功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从激进构式语法到汉语语态研究

Croft（2001）所创立的激进构式语法,将构式扩大到了语言的所有层面,同时以功能—类型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语法构式跨语言的差异性和历时演变等问题。文章重点介绍激进构式语法对语态范畴的分析,试图从中获得启发,以最终促进汉语语态相关问题的研究。     

变异的本土化:民间故事跨民族传播研究

从比较故事学角度看,变异学重在研究跨民族交流中文学文本在接受民族中的变异情况,这种变异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结合民间故事的生发史,笔者将从传播过程、语言媒介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分析和探寻民间故事在跨民族传播过程中的变异规律。     

超越与羁绊——李渔小说思维的戏剧化顷向研究

摘要:受戏剧的影响,李渔形成了“无声戏”的小说观。小说在思维的文化机制上体现出明显的戏剧化倾向:人物形象塑造的动作化,对生活场景和社会背景的虚拟和简化,在选材、立意和情节上的奇异化,使李渔小说独树一帜,但也造成了某些不足,如叙事方式的模式化和形象构成的类性格化、脸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