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与性善:康德与孟子人性论的异同

在人性论的探究方面,中外哲学存在着差异。西方康德和中国孟子的人性论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比较自由意志与人性本善、意志立法与仁义内在、道德动力与理义悦心三方面可以发现,康德将道德的目标导向"至善",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确立了"性善"学说。     

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孟子性善论的当代解读

孟子言性善,实则并非当代所理解的性善论。这涉及到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孟子所谓性善是就何种意义而言？其二,性善论对孟子的整个思想旨归具何种意义？对此略作初探,将有利于引出一种当代解读和研探的新路向。     

批判与超越：康有为人性论思想新解

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人性论问题依然是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原由,人性观念也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康有为在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从人性本于自然、何为人性、人性平等与学的关系、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人性论思想.其人性论不能片面的界定为自然人性论,而是自然人性论和道德人性论的统一.     

人性论的反思与重构——五性说

人性论是人生哲学的基础."五性说"立足于具体的个体人性产生与发展的整体过程,揭示了人性是人以先天的遗传和发育为基础,在生命成长历程中生成、发展和完善的内在特性的总和."五性说"突破人性抽象单一论、人性预成论、人性相同论,澄清人性的多重方面及其内在关联,阐明人性的复杂多样性、动态生成性和可选择性,反映和阐释人性的真实状况,对于人性理论发展与人生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的演化

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学说,发端于张载。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念,但没有为儒家伦理找到本体论依据。二程兄弟以天理为价值本体,对儒家伦理做出本体论证明,但没有找到"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之间的中介。朱熹把张载和二程的观点综合起来,使二重人性论的理论形态臻于完备。     

孟子的人性善恶混论

孟子的人性论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面向:人的感官欲望生而具有,亦属人性;感官欲望中含有易于趋恶的因素,这种因素往往遮蔽了善端的有效扩充;意欲成善,必须努力抑制生而具有的恶端;正因为恶端自发,不易控制,因此,成就现实之善,还必须依靠来自外部的优质教育。综合而言,孟子充分认识到人性善恶两端并存的事实,并提出了自成其善、教而成善的两种不同路径。     

“四心”即人性：论孟子的“以性释心”

孟子把人为之心中善的一方面,提升至本原之善的地位。此“心”即是每个人生来即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心”。“四心”是人类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四德”之“四端”,孟子的“四心”由此成为善之原。“四心”与“四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四心”为“四德”之本,孟子的人性由此成为善之原。圣人自觉存心率性而行,而普通人因欲望或名利等因素的迷惑丧失了“四心”,这就需要借助媒介即人性的载体来完成存心养性修养过程。孟子人性的载体即是“浩然之气”,它不但是善的天生材质,而且是义之原。普通人需要“养气”以“养心”、扩充“四心”以“尽心”“尽性”。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论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说的误读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是在对孟子性善说的批评中创建起来的,但这种批评存在诸多对孟子的误读.首先,孟子的人性论是统一的、普遍的一元论,董仲舒则是取中民之性为性,以部分人之性释读孟子的全体人之性,这是有意的误读.其次,孟子言性是德性论的思路,董仲舒则折回到自然主义的气性论,因此,以气性论解德性论,必将扦格不通.同时,孟子因为视性善为一体,故善是性之善,是内在的、先天的善性,董仲舒将善理解为后天的、经验的王道教化之善,以"未善"解孟子的"本善",是一种认知性误读.最后,孟子创立的道德内在性、自主性原则,被董仲舒以王道政治的目的 论而转变为外在的、他律性原则,这也是一种有意的误读.     

“自然之性”与“性命之常”——王弼人性论的二重向度

王弼的人性论具有明显的二重向度。其一为"自然之性",代表事物"自己而然"的固有状态和属性;其二为"性命之常",代表事物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通过"自然之性",王弼阐发了合理的政治方式——"无为"和"因循";藉由"性命之常",王弼确立了生命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复命"。这样的二重向度的结构对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     

论王夫之的“成人之道”——以人性论为造就理想人格之途的考察

孔子提出了"成人",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一种,后世学者有所涉及,但作了全面且有创见论述的是王夫之。他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的阐发,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把人性的完善视为动态的进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中实现的。这对以往的人性论是重大的突破。王夫之以为,人性的发展,是感性欲望满足与德性意识造就的相互统一的过程。这对理学家"无我"禁欲主义人性论,是强烈的冲击。王夫之以人性论为突破口,把"成人之道"看作是理想人格造就的途径加以考察,并把它置于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在人性发展的过程中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在人化过程中发展了人的本质。这使人向着真善美全面发展的方向行进。     

船山诗文赏析(九)

<正>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知初生之顷命之哉!出处:《尚书引义·太甲二》,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对人性的基本论断,说明人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日生日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亦或是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以及程朱理学的性二元论,禅宗的"现成佛性"说,都具有某种先验论或不可变更的性质。王夫之批评了这种先天人性论,坚持认为人性是     

荀子性恶论中的哲学蕴涵及积极意义

与孟子倡导人性善背道而驰 ,同为儒家代表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善是人为 ,开启了先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性论研究的新视野。荀子的性恶学说不仅蕴涵深刻的哲学底蕴 ,而且拥有性善说所无法比拟的现实性的优长之处 ,因此 ,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从先天的自然本性而言 ,人性是恶的 ,善来自于后天的人为。因此 ,不能坐等人性的自行完美 ,必须用后天的人为节制和理顺先天不足的人性。这是性恶论所引发的必然结论。事实正是如此。从性恶的认识出发 ,荀子极力呼吁对人性的后天修养和人为 ,并提出了两条改造人性的现实途径 :一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