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隐喻与人神中介身份的自我确证——民间傩艺人身份的人类学探析

本文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民间传统傩仪式的展演者(俗称"跳傩弟子")是如何建构傩神信仰的神圣性空间,又是如何在隐喻驱鬼逐疫神话原型的神圣空间展演他们作为人神中介的身份意识,展现了民间傩艺人于傩神信仰的精神体认及对人神中介身份的自我确证.而这种基于信仰的身份自我确证方式,或许是民间仪式能够存活至今的深层文化原因.     

空间视角下的白族本主庙与村庄的宗教生活

对空间的理解和运用体现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原则,白族本主庙的选址与建设正反映了村民们的精神世界和宇宙观。本主庙宇是村庄的神圣空间,其中的建筑模式、空间分割和配置、神像布局反映了白族的神灵崇拜、洁净仪式与神庙空间的关系。村庄的居民在本主庙内共同操办仪式以维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信仰世界,而跨村庄以及与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也能从与本主庙有关的仪式活动中发现。     

从“天命神圣”到“社会神圣”：儒家文化神圣性的社会建构机制——兼论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的“神圣”维度

神圣问题是文化信仰领域中最为原初的核心议题,也是最易产生分歧和难以把握的抽象概念,并形成了一种离散认识。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文化的神圣性在于对人类活动的秩序化。作为以人伦关系为底色的文化信仰体系,当前以吸取儒家文化有益滋养为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神圣”维度的再度辨识。在儒家文化神圣性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尚需经由神圣资源的运作与仪式表达,达成兼具“现代社会神圣特征”与“传统人文信仰关怀”的社会公共性,并藉此尽力达成有关“何为儒家文化”的社会共识。在“多样但不多元”的神圣格局之下,维系儒家文化神圣性的旧机制遭遇部分失效,而以文化公共性建构儒家文化神圣性的新路径尚未完全形成,这已成为当前儒家文化建设“神圣”维度中的一大结构性问题。     

神圣与世俗之间——三川地区土族“纳顿”当代变迁的民族学考察

纳顿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民众酬神和庆丰收的民俗活动。该活动本是一种神圣性占重要地位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正在由神圣性向世俗性游移。文章以民和县祁家纳顿为例来考察纳顿在当代的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认为这种变迁既可以使其保持特有的信仰内涵和文化连续性,又进一步凸显了现代性诉求。土族纳顿的当代变迁也折射出了地方社会将本土文化资源传承与发扬的自觉性受到了国家话语的深刻影响。     

地方神话传统与当代生态文明——以青海湖地区为例

从青海刚察地区的神话观念和当代生态文明理念之对比可见,当地针对神山圣湖的神圣话语体系和仪式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经由神话和仪式实践,人类与神灵、信仰和自然景观之间建立了互敬互惠的内在相关性和情感联系,而这是科学主义主导的生态观念无法完全取代的。围绕青海湖的神山圣湖信仰提供的是一种整合性的宇宙观,这种观念体系及其仪式实践,在现代依然发挥着心理调适、情感唤起和族群认同的作用,是建构现代生态文明的重要资源。     

神圣空间与信仰

神圣空间在现代性的时间-历史框架中,不断面临理性的"祛魅",世俗化因此成为其难逃的劫运。但神圣空间仍旧以"巫术-宗教意义的神圣空间"和"人文意义的神圣空间"两种历史形态顽强地生存在现代社会,并为现代人提供心灵安顿空间。对神圣空间信仰的起源、历史衍变类型的考察,可以系统展现神圣空间的历史和现状。而在现代性悖论与时间批判中,不仅可以解释神圣空间在现代社会继续延存的根本原因,还可以揭示神圣空间作为诊治现代性危机的现代性人文信仰的深刻内涵。     

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

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这些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这可以看作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     

古希腊赛会中体育竞技活动的仪式性特征

正人类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信仰"(faith)和"仪式"(ritual)。前者主要表现为系统的教义和经书,后者则表现为表达或实践这些信仰的行动。所谓"仪式",就是一套带有程式性的和可以重复的象征性行为。仪式可划分为世俗仪式和神圣仪式两大类,宗教活动仪式大多属于后一类。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各种"赛会"(agon)本身就是祭祀神灵的宗教节庆活动,带有强烈的宗教背景,而贯     

壮族花婆神话与“求花”仪式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壮族神话研究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研究主要把神话置于宏观的壮学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之下,始终未能摆脱文本化、文学化的模式.实质上,壮族神话中的神圣或虚拟内容多涉及鬼、神等壮族民间信仰,广西宜州市刘三姐乡中枧屯的仙婆“求花”仪式表明,壮族花婆神话与“求花”仪式中包含着花婆信仰观念、壮族传统灵魂崇拜等文化意蕴.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孔子礼学思想特色

礼学思想是孔子思想的灵魂,是孔子实践了一生的信仰。礼具有双重性,是价值与制度的统一体,即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特点。作为形而上的礼,它是仁、义、忠、孝、勇等伦理道德的统摄,是一种精神信仰,神圣庄严,是虚;作为形而下的礼,它是祭祀仪式、国家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切实可行,是实。离开仪式规范和制度谈礼,礼有落空的危险,它就失去了现实性;离开伦理道德和精神信仰谈礼,礼有僵化的危险,它就失去了神圣性。     

神圣与世俗: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中的宗教社会空间

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刊镌过程中幽州社会各阶层皆有参与,构建了有别于实体宗教神圣空间的"社会空间"。此社会空间以宗教的神圣性为依托,在内部群体构成、活动辐射范围以及群众聚集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此宗教社会空间中,各个信仰群体以家庭、地域、社邑等方式结合,通过各异的参佛理念,或表达个人祈愿,或隐含政治诉求,或流露血缘特征。将刊镌佛经这一佛教活动融入多元化的具有世俗特征的信仰理念,展露了宗教空间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与依存。     

论汉初儒士的身份和精神转型

在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汉初儒士经历了身份和精神的重要转型。战国周秦之际的儒士,是持有集体信仰却始终没有为现实秩序所接纳的传道者。汉初儒士由传道之儒转变为建构帝国神圣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儒教士。董仲舒代表了这种转型的完成。     

莎士比亚戏剧的超验叙事与信仰伦理

莎士比亚本人信仰何种具体的宗教派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其戏剧以独特生动的叙事艺术,不仅忠实记录了当时历史转折时期宗教伦理的嬗变过程,而且也蕴含了他对人与上帝之间信仰伦理关系的独特思考和个性化阐释。借鉴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戏剧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莎士比亚戏剧中所呈现的人与"上帝"之间伦理关系嬗变的角度,作者梳理了负载其个性化信仰理念的宗教文化符号"上帝"在其戏剧叙事中的演绎,挖掘人文主义浪潮冲击波中其不断转变的个性化信仰理念,探讨其在探索人类精神救赎之路上所启示的信仰伦理和道德价值,也可对当前如何修正和改善被世俗精神和物欲追求所致信仰匮乏、道德滑坡的社会道德状况提供一定的启示。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m Secularization and Jiangnan Folk Faith——Focusing on the Custom of Guan Yin and Cheng Hua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明清时代宗教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价值,越来越趋向平民化、内容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意味着传统教义中的神圣性质在逐步地淡化和减少,传统宗教的仪式及组织也日趋简化,传统宗教放下身价主动向民间信仰靠拢。从江南地区观音信仰及城隍崇拜的盛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佛道发展的这一世俗化趋势。明清时期的城隍神最初是由官方赋予的官僚形式,成为神道设教与打击淫祠的象征,但是苏州民众却将其逐渐演变成富有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包含进丰富的民生内容。最终使得城隍信仰活动演变成为苏州城乡民众的狂欢节日。     

民间傩仪式的空间特性与傩艺人人神角色的偏移——傩艺人身份的艺术人类学探究

从民族文化传统的感知维度上来看,与时间对跳傩艺人之人神沟通者身份的具体内涵及身份转换的规约性相比,傩仪式独有的空间特性对傩艺人人神角色转换的规约性更深刻更凸显。在跳傩仪式中,傩艺人的身份因为仪式空间属性的规约也具有了空间性,角色的扮演也随着跳傩仪式空间属性的改变而发生偏移。当仪式空间属性神圣的时候,跳傩艺人体认到的是他们作为驱疫降福之神灵的意识;而当仪式空间属性世俗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从属神的意识回归到属人的意识,从而实现仪式过程中人神之间的互动,完成娱神娱人的仪式功能。也正是在人与神之角色的偏移和不同承担过程中,傩艺人人神沟通者身份的具体内涵才得以呈现,而傩神信仰于当地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得到凸显。     

当代文化空间下原始信仰萨满在新疆地区的考察——以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巴克希为例

即便是在新疆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宗教的洗礼,萨满作为古老的原始信仰,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文明发生了交融,并保持着本色,以巴克希为活态符号,还存续在新疆北部草原民族和南部农耕民族中,用独特的仪式保留着古老的驱邪除疾的方式。     

内容提要

宗教在激活生态意识中的作用约翰·格里姆 许多世界宗教通过仪式、信仰以及与季节、神圣建筑、圣地联系在一起的制度性实践同自然界建立起了明显联系。然而，这些联系并没有遏止大规模的环境退化。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世界宗教应当在遏制诸如人口增长、不受约束的消费模式、破坏性的环境实践等当代环境问题上发挥作用？随着宗教适应全球化——它重视经济成就的价值，先于对生命共同体的敬畏或责任的价值——宗教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无能似乎尤为明显。     

法律仪式略论

当代中国法律权威性不高,公民对法律缺乏神圣体验。这与历史和文化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法律仪式的不受重视也对公民法律神圣性体验的生成和巩固,对公民去律权威感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法律仪式在法制现代化和法律观念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     

早期北斗信仰及其道教化探微

北斗作为天象中的重要星辰而倍受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演变为北斗信仰,成为古代重要社会信仰形式之一。天文学意义上的北斗崇拜衍生出的北斗主生杀观念和厌胜观念是北斗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死观念与阴阳思想渊源相通,早期道教对二者进行有机整合,使北斗演变为北斗星君,实现了北斗主生杀信仰内容的道教化。北斗厌胜信仰也被道教所吸收,出现了北斗信仰仪式的道教化,北斗信仰在汉晋时期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道教化进程,实现了社会信仰形态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