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格理论的历史嬗变

元典儒家君子人格的核心是尊道而忘势、从道不从君,孔子和孟子忠实践履了"仕官"的人格之 "正",呈现为价值追求之生命难堪,却向后世昭示了"道"的伟大。汉儒的理想人格集中体现为"三纲"背景下 的圣贤崇拜,程朱陆王的圣贤气象主要是在心灵世界描绘和用劲的理想人格。从臣民的依附性人格到公民的 自主性人格的呼唤与追求,是近代中国人终于探索到的中国问题的核心和民主自由之路的关键。     

墨子的道器兼修思想

墨子认为,君子之道即天志,也就是相爱相利;而器的本质也是利于人。于是,道与器不仅不互相对立．反而互相通达。因此,君子不应该不器,而应当道器兼修。巧器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行道义。     

曾国藩为学德育思想研究

曾国藩为学德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其主要表现在：真正的读书人应当勤奋读书,志在圣贤,而不是志在科举;读书只有两件事情,就是进德修业;学问并非只在书本上,若能日常生活落实圣贤所说孝悌之道,那也是大学问家;读书人最大的美德是要虚心,虚心才能有识;读书进德,需要一生持之以恒,只有如此才能成为君子;作文需要读书和生活的积累,不断明理,不断实践,一旦顿悟,机到神到,就能写成千古美文     

嵇康对"君子"的解构与建设

历史上,嵇康是名教的叛逆者也是坚守者,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家"君子"的解构与建设上.从内涵看,嵇康君子人格型态既有儒家君子人格的品质,同时又"援道入儒",赋予"君子"新的内涵.这种儒道结合的特点虽然不是首例,但却形成一种新的人生格局,其以君子之"真"驳"伪",以"自然"解构"克己",以"志"抗命.嵇康视野中的君子具有"行不违其道"的修养工夫,这种道德行为的发出,不是在心中思考、计量"何为贤明"后去践行,而是顺着内心去行动,其行为刚好与外在的道德规范相符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建设.     

好古与忠信:先秦儒者子张与申祥的威仪从政论

子张之儒,是先秦儒家重要一派。他们重视历史,因此看重《尚书》,对于其中所记载的古圣先王之身体威仪亦尽力模仿,其"禹行而舜趋"的外在表现,亦可看作是对孔子"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善人之道"的身体力行。子张之后,其子申祥(颛孙子莫)成为该派儒者之主要代表,他把子张的从政君子威仪修养论概括为"执中",并主张君子有"三去",强调从政君子之修养不仅要"摄威仪",更要"主忠信"。这与"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三篇文献将"忠信"凌驾于"仁义"之上的学理倾向若合符契,我们认为这三篇文献可以归于以申祥为代表的子张后学。     

孔子"君子学"发微

孔子是"君子之师",孔子之学是"君子之学".回归"君子"的原初含义,强调"位"与"德"的结合,从培养合格管理者的角度,揭示孔子"君子学"的真实意蕴;进而探讨君子之"德",把君子的道德修养作为其从事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并立足于君子之"政",从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角度,展开儒家的"德政"思想.孔子的"君子学"对于任何时代社会管理"精英阶层"的培养、使用和管理,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语》君子观探析

<论语>中反复出现的"君子",可说是孔子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一种典范.<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界定,以比较具体的道德规范充实了"君子"的内涵,形成一个完整的"君子"理论体系,即:"君子"的修进之道、"君子"的特质,从而反映出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君子"观.     

论无为之旨的实质及意义

乱之由即为治之要,关闭乱之门,也便实现了不治之治,这是无为思想的逻辑基础,也是其要义所在。而"上志"为天下纷乱之门,因此,上欲治则须自治其志,因此,老子立"道"以为德旨,提出了"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的无为主张。守"道恒无名"即守道性本恒的空无状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壮其骨",由"有名"而"无名",使内境空无,无分别心(名),无是非观(名),乃至无志(名),纯任百姓自然。"无志"即无为之旨的实质,体现的是"法自然"思想。"名"非"名称"义(否"名称说"),当是事物自命之名——"性","无名"即性之空无。如此,"道恒无名"与人性之情志观念相对立,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形而上的性之空无存在,以其无我身、无我识而能纯任万物自然,成为人德性回归的理想境界。     

《中庸》的道德修养论

《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表达了对道德修养原理的理解,即籍人性固有之善或者说知行可以合于道的内在基础加以修养习化使之接近合于道的境界。其所论道德修养的原则性方法是“修身以道”,即通过认识和践履道的过程来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在修养的具体环节上,强调“慎独”、“行远必自迩”等方法。《中庸》虽在理论上承认有生知安行的圣人存在,但实际强调的是好学笃行对德智修养提高的意义;在修养方法上既重视人的理性自觉的意义,又重视经验学习和实践磨炼的作用。《中庸》强调“慎独”,讲“诚则明矣”,实质是强调人主观立志追求对于道德修养成败的意义。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论史志目录的书写方式及其学术价值——兼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续编》

史志目录是指古代正史、国史及典志体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清代以来对历代正史中所缺艺文志的补纂之作,还包括后人对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当以记载"一代所藏"为正体,其意义不仅在于记载了一个时代的藏书情况,而且通过对这些藏书的记载,可以考察典籍在后世的流传情况,以及学术发展的源流,并反映某个时代的学术文化风貌.史志目录不是单纯为了记载图书名目而作,而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而"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再进而"经天纬地,资治赞化",服务于王者的政治教化事业,由此亦可见古代圣贤以学术指导政治之构想.此外,史志目录全面系统,对古书考辨与学术研究有重要作用.     

柳宗元政治伦理思想探略

基于"天人相分",柳宗元指出政制滥觞于圣人解救"生人之患"以"聚众立国","大中之道"和"生人之意"是政制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伦理依循,其中,"大中之道"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觇标和方法圭臬,而"生人之意"则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主体诉求。官员为政,其关键在于确立"吏为民役"的角色定位,行"大中之道"以实现"生人之意",践履"梓人之道"以"佐天子相天下"。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君子不器”——钱穆“士”思想研究

钱穆心目中理想的"士",在政治领域,是能够练达政事,又能够上达天德的"君子";在学术领域,是能够"博学于文",又能够兼具通识与达德的"通人".士奉行"士志于道"、"君子不器"的修身处世原则.在道统、政统与学统三者的关系上,以道统为宗主,以德行领导政治与学术,力求在政治与学术中实现"君子不器"之人生大道,这是一种极高的人文理想.     

先秦儒家与农家学派农业观之比较

儒家的农业观是站在社会全局的高度,以安农、安天下为目标,侧重于重农思想认识的宣扬.儒家的农业观不主张"士"即知识分子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劳动,尚"德"不尚"稼",认为君子合乎道德而受到供养,就不必自食其力.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作为君子的一种美德去加以宣扬.儒家主张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农家学派是一个重视生产实践的政治学派.农家学派的农业观侧重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和传播.其重农思想重在"贵志",主张君民并耕,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食.     

当代新君子如何为人处世——以《大学》"君子有絜矩之道"为主的讨论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比较现实、平常人可以达到的理想人格,如何推动君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养当代新君子?结合《大学》"君子有絜矩之道",可以阐述当代新君子如何为人处世."絜矩之道"是君子推己度人、甚至推己度物的处世法则,是治国平天下的至要之道,具有广泛的社会教化意义."絜矩之道"是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的具体化,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合称为"忠恕之道"."絜矩之道"为当代君子提供了为人处世的方法和途径,需要我们躬行实践,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去落实."絜矩之道"还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扩大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如何相处,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优先选项之一.     

论阳明心学的“心即理”与“心”非“理”——基于认识论的 “心”“理”关系再思考

阳明心学"心即理"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命题,并不是将"心"上升到与"理"为一的本体论高度,而仍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探讨"心""理"关系,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将"心"的认知能力分离为能上达"天理"之善源与下至普通人"日用之知"的路径,强调对"天理"认知的简明性.它是阳明心学通过吸取禅宗"直指本心"的认识论方法,而以"心即理"命题,将"悟"道主体与被"悟"对象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使士、农、工、商能够更加简捷地"明道""悟理",由此从另一角度开启儒家由"未发"到"已发"的上达"圣贤"的修养路径,本质上是从道德修养及儒学传播角度对朱熹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支离破碎"弊病的修正.可以说,阳明学说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文化语境及儒学"资治"理念的特有产物,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意蕴.     

孔子的"君子"思想

君子是孔子在《论语》中树立的理想的人格典型。孔子对"君子"这个概念的含义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认为,君子是求"道",学以致其道的人。由于仁道很难直接把握,但礼乐、忠恕之道与仁道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君子是通过克己复礼,掌握礼乐和忠恕之道来达到"道"的人。最后,求道有得——"德"——就成为了真正的君子,所以君子最主要就是指有德之人。这样的得道君子是符合道、与道为一、以身体道的人。在孔子看来,这才是获得了人之为人之本质的真正的人,真正的存在。所以,"君子"在孔子这里已经被赋予了存在论、本体论的意义。孔子的"君子"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前提。     

双峰插云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     

先秦时期"君子"意涵的三次转变及其意义 ——以《尚书》《诗经》《论语》为中心

先秦时期,"君子"一词的内涵曾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一开始,"君子"一词只是用来指称贵族统治阶层的,也即纯粹的"职位"君子,此时的"君子"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无涉。后来,"君子"一词逐渐从"职位"君子发展到"德位"君子再到"丈夫"这两个新义项,最后在孔子那里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此时的"德行"君子只关注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君子"一词的意涵由"位"向"德"的这三层转进,体现出儒家对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层面的重视,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