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

如何叙写革命、如何呈现解放区的现实人生,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有着值得总结的丰富性。赵树理和孙犁分别表征着解放区文学的两种最具个性价值的文学实践。由于在创作对象和价值立场上一直有自觉的选择,赵树理的小说往往既能印证解放区文学的目标期待与宗旨,同时,其特殊的问题小说意识及其形成的"问题叙事"还能表现出某些尖锐的思考。孙犁则以不凡的创作实绩构筑起一个革命"史诗"之外的抒情叙事体式,显示了乡土叙事形神兼备的新进境,也确保了解放区文学理应具有的丰富性。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李劼人小说研究综述

李劼人作为一位被重新发现的作家,其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已经获得认可。目前学界关于其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小说创作接受外来影响、接受传统文化影响、人物形象研究以及其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地位的研究等方面。李劼人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狭窄走向开放的视野。     

"青春物语":王蒙小说侧论

解读王蒙小说叙事要掌握一个花--青春无悔、季节的献祭-青春怀旧,是王蒙小说"青春物语"三部曲.生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思考在庙堂和民间的夹缝之间,决定了王蒙创作的内在冲突性.从献祭性的共性叙事到消费性的个性叙事,"多变"视角使王蒙小说叙事别具创新性和生命力.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梅列日科夫斯基:从俄国到苏联诗学转换的重要作家──关于《基督与反基督者》的叙事时间研究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其中在叙事文体上的成就是创作了两个历史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考》和《野兽王国》。这两个三部曲，不仅标志着白银时代象征主义从理论建构步入创作实践上的建树，成为世纪之交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品，而且因其在叙事时间上对70年代以来叙事文本存在方式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使历史传记小说化、小说由现实主义而象征主义化，深刻影响了白银时代小说发展走势，并在一个世纪后继续显示出人文主义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论述第一个三部曲在叙事时间上的具体特点，表明19世纪俄国文学在此时发生了从物理时间向心理时间转移的现象，并潜在地为苏联文学发展提供了选择空间．对比出与西欧象征主义之差别。     

心理学的影响与“五四”小说的变革

心理学对于"五四"小说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五四"小说借助于心理学的影响,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当然主要是文化环境的变革和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心理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心理学为"五四"作家提供了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加深了"五四"小说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度,促成了以情感抒发和心理显示为主要追求的"心理小说"写法的大量出现。其次,心理学帮助作家去深入探讨人的深层心灵活动,使他们可以借助心理学知识,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世界,对人的心理世界进行科学的观察与探求,从而能够塑造出具有现代人精神深度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五四"小说作为"人的文学"的内涵。再次,心理学促进了作家对小说性质和特点的理解,推动他们对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述技巧和描写手法等艺术方法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最终形成了小说艺术模式的全面变革。第四,心理学帮助作家深化了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理解,为"五四"小说借鉴外来新潮小说艺术从而实现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

刀在传统社会中不过是一件农具或冷兵器,但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则起到中心化的结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底层叙事的兴盛,刀又经常充当重要的道具,在小说叙事的高潮中如期而至.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美学想象.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在重新寻求历史正义时,再度有祭刀仪式,刀再度成为叙事的重要道具.但"动刀"也难以完全承载小说的审美意蕴,作家开始寻求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以其突然变异的意外的方式,来使小说的叙事转折开放.     

女性诗学的一种实践

王安忆的小说从不正面写历史进程,不写历史主潮,关注于个人生活史和社会心理史等的写作,尊重女性自我的体验和人生感悟,代表了女性文学疏离主流叙事的倾向,因而显示出世俗化的色彩,成为对历史的"另类"叙事.其小说创作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也有意回避了主流的叙事方式,以"引述者"的叙事方式,把世俗化生活细化、放大,这可以说是女性诗学的一种实践.     

“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的教育意义

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苏联官方文学中,全知视角占主导地位,且承担教育功能,而内视角一向是被排挤的。高尔基《我的大学》及在其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苏联时期作家穆坎诺夫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生活学堂》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两部著作中承担教育功能的是内视角,以见证之"我"为典型,对文本教育意义的阐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教育意义关系的探索,对该时期文本第一人称叙事乃至整个苏联文学的叙事研究至关重要。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惨败》元小说性——浅析凯尔泰斯“无命运三部曲”叙事特色

《惨败》是2002年诺贝尔获奖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通过嵌套结构、碎片化叙述和戏仿等叙事技巧的应用,使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元小说性。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叙事策略为例

在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发展潮流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呈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约瑟夫·海勒受哲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学潮流和社会后现代性的影响,引进黑色幽默的叙事策略,在小说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黑色幽默的叙事策略与幽默的叙事策略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独特之处。从主题到情节,海勒以语言逻辑上的悖论和语言实验以及话语游戏作为该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在解构"逻各斯中心"的同时,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不确定性发展到极致,对当代文学的创作形成了重要影响,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途径。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的文化开掘及其意义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绝不是文学的轻飘飘的纱衣或作家故弄玄虚的噱头,而是包蕴着现实历史的剪影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心理的丰富沉积的创作现象。魔幻叙事对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和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的开掘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也体现出重要的文化意义,有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转换利用,     

“时代性”的另面：茅盾“农村三部曲”的隐性艺术内涵

“时代性”是茅盾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价值坐标。事实上，除了在“社会科学”指引下所建构的政治话语规范等显性内涵，“时代性”还包含更多的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隐性内涵，比如茅盾“农村三部曲”通过“仪式”等描写所展示的乡村凝聚力的变迁，通过身体叙事所展示的人的内在精神的变化，通过秩序再造所展示的现代性在中国乡村的扩张。这些“时代性”的隐性内涵在照应政治话语价值取向的同时，使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含混的面貌，造就了小说更为丰富多元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