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生命伦理学与《中庸》的生命伦理精神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往往植根于其经典之中。《中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书"经典之一,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点睛之作,它所蕴含的哲学智慧和伦理精神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核,从中生发的诸多思想源流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现当代以及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生命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的显学,虽滥觞于现代,但因其对于生命的关切而与《中庸》有着一致的内在旨归,即何以成人以及安身立命。《中庸》中饱含生命伦理精神的资源,本文即以此为基,探究《中庸》经典中基于中庸之道、中庸之德、中庸之境三个向度的生命伦理精神,以为应对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伦理难题提供中国式的价值基础与道德语言。     

论《中庸》的和谐理性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其包含的和谐理性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本文试图就《中庸》篇中的"中和"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性以及"中庸"方法论所体现的交往理性来阐释中华文化所蕴涵的和谐精神,挖掘其中的理性资源,为今日之中华和谐社会建设寻找理论渊源。     

论丁若镛对朱熹《中庸章句》心性说的批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庸》的纲领,涉及到性、命、道、教等心性说的一系列概念,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朱熹沉潜反复数十年,汇通诸家而成《中庸章句》,成就最为杰出。朝鲜学者丁茶山诘难朱熹的《中庸》心性说,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今由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尊德义》等篇出土文献,而知朱熹之说更接近于《中庸》的本义,二氏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庸》的道德修养论

《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表达了对道德修养原理的理解,即籍人性固有之善或者说知行可以合于道的内在基础加以修养习化使之接近合于道的境界。其所论道德修养的原则性方法是“修身以道”,即通过认识和践履道的过程来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在修养的具体环节上,强调“慎独”、“行远必自迩”等方法。《中庸》虽在理论上承认有生知安行的圣人存在,但实际强调的是好学笃行对德智修养提高的意义;在修养方法上既重视人的理性自觉的意义,又重视经验学习和实践磨炼的作用。《中庸》强调“慎独”,讲“诚则明矣”,实质是强调人主观立志追求对于道德修养成败的意义。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中庸》的伦理反思

《中庸》表面上拒斥极端,主张适度,实则不然。它遵循差异优先于平等的原则,固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藩篱,忽视人的平等与联系,推崇人的差异与对立,乃至陷入相互伤害之困境。有鉴于此,新中庸之道秉持平等优先于差异的原则,尊重人与人平等基础上的人性差异,主张"勿伤害"的底线伦理。在新中庸之道这里,"勿伤害"既是个人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的基本正义诉求。     

《中庸》(节选)批注

【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②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赌,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注释】①《中庸》:出自《礼记》,相传是老孔二的孙子子思所作。中庸是孔孟宣扬的一种“最高的美德”。它要人们采取不偏不倚的     

王夫之对传统《中庸》观的重新定位

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学说的基础特征,也是传统《中庸》观的基本特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集大成者、宋明理学批判总结者、17世纪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以实有论对传统《中庸》现重新定位,以哲学思辨代之伦理本位,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和传统《中庸》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饶鲁《中庸》学的工夫论诠释及对朱子的突破

在批判继承朱子学的基础上,饶鲁对《中庸》工夫论做出了独到阐发。他精细辨析首章之"戒惧"、"慎独",以"事物既往、思虑未萌"析不睹不闻之义,辨不睹不闻与未睹未闻、独睹独闻之别,剖戒慎与恐惧之异,判事理与内心之离。提出中庸之道当以变化气质为功,坚持忠恕意义的单一性及忠、恕之别,从知行相因、体道之要角度对"三达德"作了精彩阐述。提出"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注重工夫之简易可行,显示出朱子学内部酝酿的某种心学倾向。其《中庸》工夫论的阐发不仅丰富了《中庸》学的诠释,且对朱子学有所突破,对宋元理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吕柟《中庸》首章的诠释及其对朱子的批判

《中庸》首章涵盖儒家的本体、工夫和境界思想,乃全书之体要。吕柟不满朱子对《中庸》的诠释,以"综合"为原则对《中庸》做出异于朱子的创造性诠释。在本体上秉承张载的"气本论",提出"理气非二"的理气观;在工夫上主张以"慎独"统领存养与省察;在境界上以"致中和"为本。这三方面以浓缩一体的形式显豁出吕柟《中庸》学的形态和特质。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