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模式的消解:土地改革与赋税征收

本文探讨了土地改革期间中共的赋税征收过程及其合法性问题。传统时代的赋税征收有赖于既连接又离间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经纪”体制,致使赋税不公和贪污中饱的积弊难以消除。共产党则借助土地改革的强行再分配和赋税负担的公平化,赢得了资源汲取的合法性;又通过控制赋税征收过程和将村款征收权收归国家等措施,大大降低了赋税征收中的损耗,从而使“经纪”模式得以消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汲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

<正> 一租秦征收租赋的标准是什么?杜佑、马端临皆言“舍地而税人”。有的同志认为秦“田租的征收办法,是以一户(五口之家)有田百亩的假设,而按人户征收的”。其实,秦的赋税制度是既“税人”而又未尝“舍地”。一部分按人户征收,若户赋之类。而田租刍稿则是按四亩征收的。这可从如下事实看出。第一、出土秦律《法律答问》指出:已经向农民收了租,不报,叫做“匿田”:“弗徭使,弗令出户赋”,叫做“匿     

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业是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宋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尽管有关市之征,山泽之禁,盐铁之榷,但是,一般来说,这些赋税在整个国家赋税收入中不占主要地位。国家赋税无论是征发劳役还是征收实物和货币,都主要取自农业和农业劳动者。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认为国之大事,食货为先。“农,食货之本也。”故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马端临作《通考》,田赋为第一。然而,到了宋代,农业虽仍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其赋税来源的组成结构却发生了变化:在国家赋税收入中占主要地位的田赋税,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原在国家赋税中无足轻重的商税、专卖税、矿税等则逐渐升居主要地位。本文仅就宋代赋税来源与结构,以及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些初步的探讨。     

宋代城市税制再议

宋代城市地税与农田税虽就税目性质而言有其一致性,但城市地价之远超乎农田,是专制国家必须为之做出相应制度调整的根本原因;城市中的市场地块由于其地价尤高,官府也就对其敷之以特别的税额。相比而言,屋税如同农田两税,在宋代城郭赋税体系中,居主体性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国家从城市征税赋役之所依据的税产,出现了一种从地产物业走向综合家业评估的趋势,并形成了清晰分辨"田亩"家业"与"营运"三类性质略异税产的概念。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     

论宋代的监司关系——以转运、提点刑狱和提举常平司为中心

宋代监司除转运、提刑、提举常平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杂职监司,他们对一路的职权进行分割,形成职权互相交叉的局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监司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监督、牵制,构成宋代监司关系的主体.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受中央集权加强和社会经济变化两个因素的影响.     

宋代的诡名挾户(下)

四、诡名子户诡名子户是将一户的财产分成若干户,以降低户等。宋英宗时,赵尚宽任唐州知州,“招诱民户开荒田”,其中“兄弟父子重复诡名者四百余户”。(1)宋神宗时,沈括说:“两浙州县民多以田产诡立户名,分减雇饯、夫役,冒请常平钱斛及私贩禁盐。”(2)刘谊说:“差役以版籍为宗,版籍以税钱为宗。避差科者,或隐寄税钱,诡名以就下等。”(3)这三条记载并未使用诡名子户一词,而究其内容,实际上即是指分散财产,“诡立户名”,“以就下等”。南宋绍兴五年(1135),臣僚上奏:“兼并隐寄之家与乡村保正、乡司通同作弊,隐落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与农民负担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一方面力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另一方面则力图从乡村社会中汲取更多资源以投资于建设,在这一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中,因为赋税征收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建设方式存在的问题,导致农民负担加重,从而影响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控制。     

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

对于宋代的乡村建制,学界多认同乡在宋代已从县之下的一级组织演化为单纯的地域概念,乡政与乡级行政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有到无的转变,被都、保体系所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宋时代,乡与乡政一直存在,都、保体系的建立与变动也未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自然村落仍是实际上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认清这一点,对于把握两宋乡村社会至为重要。     

清末民初政治格局对南京政府前期乡村赋税征收的影响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及清末以来特殊政治格局的影响,南京政府时期形成了鲜明的财政格局,即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数额之间都普遍存在明显差距,支出远远大于收入,且大多数收入被用来支付战争费用。在这一格局影响下,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把乡村赋税的征收当作了所有急需之时的万灵药。同时,针对特殊的政治格局,南京政府实施了财政中央集权政策,致使各地方政府借口财政紧张而大肆向乡村社会摊派附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南京各级政府的乡村赋税征收政策不仅造成了农民阶层的更加贫困化,而且使农民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为社会动荡不安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里父老与汉代乡村社会秩序略论

在汉代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中,除官方设定的地缘组织与管理者之外,还活跃着“里父老”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里父老并非朝廷命官,但又被官方认可。他们一方面对宗族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另一方面,对乡村秩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维持乡村治安、督促农桑、催缴赋税,还是祭社、求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活动中,都有里父老参与其中。里父老在汉代乡村社会的秩序中,起到了官方地缘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交汇点与结合点的作用。     

九品相通：再论魏晋时期的户调

从汉代的人头税到魏晋以后的户调制 ,是中国古代赋税征收体制上的重大变化。以往的研究多从制度史的角度或从战争频仍等一时的历史事件来解释户调制的产生 ,但更深层的原因还不止于此。本文以汉魏时期由古代社会往中世纪社会嬗变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为背景 ,从“乡村共同体”原理出发 ,认为按“九品相通”原则征收的户调正是魏晋以后中国社会出现封建化倾向和“地方的时代”特征的体现。“九品相通”原则及户调制与中国中世纪的发展、变化历程一致。     

国际金融风险与“托宾税”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状况下，国际金融市场更加活跃，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开征“托宾税”，既可以减少汇率波动，又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还可以减少金融市场对国家经济政策实施的干扰。一举而三得。征收此税的关键，在于制定相应的国际协定，并达成一个共同运作的基本框架。     

宋代赋税审计的基本法律规制

宋代尽管没有专门系统的审计法律、条例、办法,但是,赋税审计的法律是非常丰富的,在基本法典、行政法及许多专门法规、法令中,有大量的审计规制和法令,涉及传统法律的诸多形式,如律、敕、令、格、式,以及诏令、申明,甚至包括获得皇帝认同的大臣奏请等。若从形式和体例上看,宋代以及古代其他王朝,审计法都显得粗糙、简陋、分散,但是,就其规制对象、内容,以及法律效能而言,基本能够满足赋税审计的需要;从总体内容来说,各种相关审计的法律法规,相互配合,较为系统;从法规的功能和取向来看,表面上保障赋税的征收和增长,实质上考核官吏的经济绩效,维护财政的正常运行,以及经济上的中央集权。为此,宋代审计的法律是国家审计或政府审计的法律法规,这也是传统审计法律的本质属性。     

论元代市舶制度与海外贸易

元代沿袭宋代制度,在东南沿海各主要港口设置了市舶机构,履行对海外贸易监管的职责.市舶机构对海外贸易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出海贸易的监管、征收进口税、违禁品检查、优待中外客商等方面.元代的市舶制度在规范海外贸易的同时,其封建本质也限制和削弱了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差异研究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问题揭示了中国农民工最终走向的一个可能。“家乡”的边界因务工经历和资本积累发生了拓展,超四成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返回老家地级市、县城或中心镇,“城里有房、老家有地”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普遍追求。他们返乡决策差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经济能力较弱、社会融入较差的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回“村域乡”;而年龄相对较小、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能力较好、社会融入能力稍强的第一代农民工会选择返回“城域乡”。身份认同、城市住房、乡村土地共同影响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决策差异。构建良好的县乡关系,提升和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县域“国家—社会”“城市—乡村”纽带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背景下第一代农民工“软着陆”的关键。     

职责变化对组织非正式群体的影响

正式组织中存在着各种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的存在与互动既影响了组织的正常运转,又影响了员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当员工职责发生一定变化时,非正式组织也会相应产生变化.了解这种变化将对组织的决策有相当的帮助作用,能够帮助正式组织如何维持或调整员工闻人际关系的动态平衡.文章通过某部门内历时三个月的准实验研究,对职责变化后非正式群体的变化进行探讨,通过前后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职责变化是如何影响组织内非正式群体的.     

乡政改革四论——以湖北为视角

对比湖北乡改的预设目标,县政成为乡政改革成功的关节点,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和构建基层服务型政府,都有赖于县政的转型.乡改所导致的某种程度的"虚乡"和"实县",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连续性的体现,也暗合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当然轨迹,即国家权力下沉乡村和乡村自组织生长双向趋势.对乡政改革的疑问,实质是对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疑虑,而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单一的乡政改革,不与县政转型互动难以成功,必须建立面向乡村社会的职能异构的县政体制.     

北魏洛阳令的相关问题

洛阳令作为北魏洛阳的行政长官,肩负着维持京畿地区社会稳定的责任,因而在执政过程中,不避强权,严惩罪犯是其重要职责;同时,洛阳令还有救助弱势群体、上报辖区人口数量和征收赋税等职责,而参与朝政的权力,表明洛阳令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北魏末年,因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洛阳令的升、降职呈现出复杂化的倾向.     

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宋代是民间借贷发展较快的时期,其特点表现为借贷类型多、经营主体多元化、政府对高利贷的干预程度较强。宋代民间借贷活动的正面影响及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维持了乡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宋代社会矛盾的缓冲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