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塑造公民理性法律意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公民理性法律意识作为法治精神的核心内核具有驱动法治制度化建设的引导功能和驱动公民积极守法的耦合功能。中国历来缺乏法治传统 ,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状况又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制约着公民理性法律意识的形成。因此 ,塑造公民理性法律意识推进法治进程成为法治建设中十分紧迫的任务。     

萨维尼的"民族精神"与中国现代法治

萨维尼的贡献在于其将“民族精神”的范畴引入了法律理论领域,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去建构具备民族精神的法律制度。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同样也要立足自身民族特点,借助本土资源,考虑本土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这对于中国目前的法治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理性文化的若干特征

从文化层面上说,法治是一种文化,法治观念的树立、法治制度的确立、法治的实行都有其核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理性文化。理性文化既不同于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文化,也不同于空想浪漫的超理性文化。理性文化的建设对于法制社会的形成具有基础的作用。本文从新的角度、内涵、结构概述了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平等自由民主观念等理性文化要素体系的法治基础价值。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从绝对历史理性到交往理性——论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观的一个转向

历史理性概念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家把握社会历史发展之目标、意义与动力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历史理性作绝对化、实体化、抽象化的解释，是马克思之前西方历史理性观的主要特点。马克思把历史理性理解成内在于人的活动与历史进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揭示了生产方式是历史理性形成的客观基础，论证了历史理性的相对性、具体性、历史性。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概念阐明历史理性是社会各主体间在交往中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心理趋向与行动取向，论证了历史理性的共在主体基础     

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启蒙

针对要在当代中国进行以后现代主义为背景的"新启浆"观点,本文简要论述了对启蒙之真实意义与普适价值的理解,指出应把反思启蒙在西方社会以及在中国现当代社会中所导致的弊端,与继承发扬启蒙的合理思想与精神区分开来,要反对整体化筒约化和一般化抽象化的方法,从现实的历史语境出发,看待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启蒙这个问题.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仍然需要科学理性、市场经济,个性解放和人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法治等西方启蒙思想中具有普适价值的精神和内容.并以高等学校为例,着重分析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所应特别担当的艰巨任务和可能体现的价值.     

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及其深层动因

西方法治思想内蕴人类的自由精神,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西方法治理念演进的历史上,从法治自由价值理念的萌生,到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法治价值的突显,再到现代西方法治因对人性的背离而产生的危机,都与人自身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从人自身发展角度上审视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发展,可以看到其演化的深层动因.人类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法治的萌生,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促进了西方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人类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现代法治危机重重.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走出困境则成为西方法治发展的当代命题.     

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 ,也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理性的演进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所以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2 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反思和批判传统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历史过程 ,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 ,揭示技术理性的形成、实质及危害 ,对于重建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

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具有双重来源:其一是对特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扬弃;其二是对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精神的合理吸收。文化根基是法治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结构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张力关系。当代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构筑在面对中西方文化对抗与自有文化继承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传统文化在自我反思中获得新的内涵,并最终促使法治文化根基的生成。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中产阶级:法治社会的重要结构性支撑

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通过其对自由、平等、权利的理性诉求以及与集权和专制的对抗,成为法治社会的阶级结构性基础;中产阶级的多元财产诉求,通过对财富的占有、对技术的支配、对消费的拉动成为法治社会的经济均衡性支撑;中产阶级把追求平等和消除不自由作为政治目标,把自由贸易、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尊重规则和契约作为经济追求,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的理性精神,构成法治社会的思想主流性导向.     

挑战与超越——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思考

挑战与超越——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思考李世涛１２０世纪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和文化、现实造就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启蒙诺言失去了神圣的面纱,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人对理性的信念,人为物役变得更加严重,人在世界大战中的丑恶表演,都形成了对西方文明强有力的挑战,...     

中产阶级与西方法治进程

法制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法治却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变迁之特殊性使然.而这一特殊性就在于西方中产阶级的兴起,它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轨迹.西欧中产阶级的兴起,为法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结构性基础,使近代法治得以确立.而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其缔造者以身份普遍平等的中产阶级为主,他们建立起现代最为先进的民主宪政体制,成为众所接受的政治规范.因此,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也必须从建构法治的社会根基--中产阶级着手.     

法律范式转型与司法现代化

资本主义社会先后出现过形式法和实质法两种法律范式,它们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法治国家、福利国家两个历史阶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风险社会的形成,程序法范式理论开始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三种法律范式各自表现出差异性法律性质,并决定了不同的司法现代化发展特征.中国法律发展状况区别于这三种法律范式而具有自身的目标和道路,中国司法现代化发展正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论法的品质——兼谈宗教、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法治社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法律何以获得良好品质,并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通过研究西方社会宗教、道德和法律的历史和关系,我们发现,是宗教和道德赋予了法律的精神品质,这就是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和博爱;法律与宗教、道德的精神是一致的。而我国过去的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并不一致,因此,要实行法治,必须使法律具有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和博爱的精神品质,并使法律与道德精神相一致     

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

中国的人治是一种以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礼治和德治为内容、性善为信念的社会控制体系,它以情理干扰法律,丧失原则性与普遍性;西方的法治是建立在比较完全意义的国家之上的、体现个人主义精神的、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的以法治国的形式;它以法律代替情理,使社会生活失去灵活性与弹性。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继承中国人治传统的合理内核,去除其弊端,吸收西方社会中法治的合理因素,摒弃其固有缺陷,建立一个主体与客体相结合、情理法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     

“现代化”观念与西方文化传统

本文认为，现代化观念的实质乃是理性精神，它孕育并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中。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植根于西方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古希腊罗马文化赖以生成的独特自然条件，决定了西方人对自我生存方式的选择。西方早期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一方面培养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也冲破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羁绊，使西方人把理性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这一自我意识类型，反过来又极大地强化了理性主义传统的塑造。由此决定了西方文化总是以理性的视野来看待和追求真、善、美，从而呈现出同东方文化传统的根本分野。因此，理性精神孕育形成的现代化现念，不过是一种文化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