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起易水壮志出燕赵——试析李大钊对燕赵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李大钊成长于燕赵文化的沃土,他的思想品格、个性气质和光辉业绩蕴藏着燕赵文化的优良传统,并且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在升华.燕赵文化孕育了李大钊,李大钊也弘扬发展了燕赵文化.     

燕赵文化的传统内涵与当下解读

30多年来,燕赵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于燕赵的区域、燕赵文化的传统内涵及形成原因、当前社会背景下的燕赵文化新质等问题,学者们已基本达成共识。"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是燕赵文化的基本内涵。当今社会背景下,学界以"新河北人文精神"的探讨为契机,将燕赵文化内涵解读为"坚韧质朴、重信尚义、宽厚包容、求实创新"。     

对外汉语教学的燕赵文化导入研究

燕赵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省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展和孔子学院的建设为燕赵文化的推广搭建了有力的平台.然而,当前这一平台在文化推广上尚未发挥出预期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利用高校对外汉语教学课堂和孔子学院教学的平台,进一步加快燕赵文化推广.提出了抓好高校课堂教学的三个着眼点和利用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六种途径来进行燕赵文化渗透的建议,以期达到更好更快地推广燕赵文化的目标.     

三十年来燕赵文化研究的主要进展与思考

燕赵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潮密不可分的.步入21世纪,学术界对燕赵文化的研究更为关注,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燕赵文化研究涉及领域极为广泛,本文仅对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几个热点问题加以介绍、评析,并对如何深化燕赵文化研究略陈管见.     

论京津冀文化形象的历史风貌与建设路径

今天的京津冀与历史上的燕赵之地大体重合.燕赵区域的地理分界线非常清晰,东临大海,西抵太行,南达黄河,北至燕山,即现今所说的华北平原板块.燕赵地区,气候环境差别不大,地形地貌基本一致,植被物产大体相同.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京津冀逐渐形成紧密的地缘社会、融合的地域经济、相近的地域文化.京津冀文化源远流长,史脉清晰,其主体是燕赵文化.该文化是战国以来在燕赵两个诸侯国范围内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文化特色鲜明突出,文化形象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本文将就京津冀文化形象的历史风貌与建设路径展开论述.     

"慷慨悲歌"的文化诠释

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典型特征.自古以来,这种文化不仅被生于斯、长于斯的燕赵人民所继承,同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条件下的燕赵文化与封龙山文化——河北省著名文化学者梁勇先生访谈

2016年盛夏时分,我们对河北省著名学者梁勇先生就燕赵文化和封龙山文化进行了深入采访。梁勇先生详细介绍了燕赵文化的地域特性、文化构成和文化特点,指出燕赵文化是京津冀历史上博大精深的文化精华和重要的文化镜鉴,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形势,用燕赵文化唤起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共识和文化本底的归属感,在文化共识、文化共同归属感的基础上,提高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文化协同。同时,梁勇先生也为石家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如何依托封龙山文化、传承封龙山文化建言献策。     

略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

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有的认识甚至比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还要深刻和精辟.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推崇"孝"和孝子,看重和强调道德和品行,重视和强调"诚信"的意义和作用,强烈呼吁和期盼出现大一统局面.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中之所以会出现汉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孝"、"德"、"诚"和"大一统"等思想观念,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孝"、"德"、"诚"和"大一统"等是各个民族普遍认可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其二,有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与中原汉族有着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保留着汉族思想文化的基因;其三,少数民族的政治家都比较重视学习和吸收汉族的思想文化;其四,一批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人物,在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五,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深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     

弘扬燕赵优秀文化传统提高河北文化软实力

燕赵文化是先秦时期燕国和赵国文化的总和与统称。厚重的燕赵文化既是河北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丰厚资源,也是河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元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充分开发利用这座富矿,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遗产,使之成为促进文化繁荣和发展文化产业战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构建社会和谐的思想源泉,这是我们全面提升河北文化软实力应当做好的大文章。     

论打造河北省企业品牌的几个切入点——依靠资源优势 打造特色品牌

河北省在实施"品牌兴企"、"品牌兴省"的发展战略中应认识、利用、整合好自己的资源,打造自主特色品牌.具体做法是:借助县域资源优势,打造本土化的品牌农业,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借助燕赵文化资源,打造"本土文化"品牌,打造品牌旅游业,激活"老字号"的竞争力,以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山水审美:从“坐究四荒”到“坐穷泉壑”之变

经历了血雨腥风,魏晋南北朝的文士们完成了从积极参与到达观随遇,从人世的失落到山水的逍遥之转移。宗炳论山水时的"坐究四荒"其实质就是以玄对山水,即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而唐王朝的盛世强音,呼唤着士人们纷纷从山林走向朝堂。宋代更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身居庙堂的文人士大夫前所未有的多。这导致一种普遍的审美立场的转变。从宗炳的"坐究四荒"到郭熙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反映了山水画的审美从隐逸立场到士大夫立场的转变。相应地,山水画追求的理想意境也从"无人之野"转向"可居、可游"之境。     

公民宪法财产权略论

我国学者一般未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相区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借鉴西方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分析它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意义。     

试论新时期湖南散文的地域风貌

朱正、钟叔河是湖南学人散文的代表作家 ,其作品中“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特立独行 ,清高孤傲”、“中庸和谐 ,柔韧坚定”的人文风采 ,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反映了当代湖湘精英人物同时追步鲁迅、周作人 ,但又有意无意地用周作人来稀释鲁迅的生存和行为状态。这种人格倾斜与湖湘文化的历史基因有关 ,也是人与环境的现实关系活生生的文化体现。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出国留学教育价值论

出国留学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出国留学教育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交融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更新了观念,拓宽了思维模式,造就了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提高了教学、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代学术大师王元化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但在20世纪下半叶我国新时期到来前,就很难列出学术大师的名字来。及至21世纪,我国学术界终于发现和认识到,新的一代学术大师已经出现,王元化就是其中的杰出者。王元化在先秦诸子研究、《文心雕龙》研究、京剧研究、“五四”新文化研究、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研究、莎士比亚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文人结社图研究——以明清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文人结社图是文人社团活动的产物,在明清的江南尤为兴盛,其兴盛原因与历来文会传统、社员留名于世的思想有关.另外,江南地区众多杰出的画师也为之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文人结社图有单人肖像图和群体肖像图两种,而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善于突出人物个性,人物神态丰富多样而又和谐统一,以及表现方式带有类型化、模式化的倾向是文人结社图的三大特点.文人结社图记载盛事,扬播风雅,对于提升结社活动的风雅品位、认识社团的组成格局以及解读多文化融合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20世纪两部中国民间故事史的首创精神与学术价值

20世纪出版两部中国民间故事史:刘守华著《中国民间故事史》和谭达先著《中国二千年民间故事史》。两部史都是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大发现"时期的学术精品,都从古籍钩沉故事,以故事载于典籍的时期,对作品分期断代。两部史各有什么学术特色呢?谭达先以故事为纲,刘守华以古籍为纲。谭达先分13个时期,按时期列出每篇故事原文、注释,介绍搜集者,所引典籍及其作者,分析故事的思想性、艺术性,并对每一篇定一个故事"型",追求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统一。刘守华分6个时期,引每部古籍的故事原文,或梗概,或译为白话文,进行述评,并进行古今、国内和中外故事比较,对道教故事、佛教故事、20世纪采录的口传故事作专题研究。两位资深学者对于对方作精到的评论,显示学术胸怀与眼光,值得称道。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