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人格 创新的精神——纪念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三十周年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有着崇高的人格、坚强的毅力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中国古代通史,即纪传体《史记》。这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魄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并且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都给予崇高的评价。司马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光荣,给炎黄子孙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走向世界:中国近代史不可忽视的主题

建国4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要想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再有所突破和创新，的确并非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史研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尽管40多年来的研究已涉及到近代史的方方面面，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经典式的和权威性的结论，但是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它比中国过去任何时代的历史更显得纷繁复杂和色彩斑斓，过去所作的研究不可能包罗万象，更不可能穷尽历史的本源，何况任何研究都摆脱不了时代的羁绊和研究者个性心理的干扰。…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他的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是历代纪传体史著的范例。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司马迁一生著述中虽然没有什么专门的政治论文留下来,但是,在他这部综合性的历史著作中,特别是在太史公(司马迁)的论     

我校林乃燊教授的专著《中国饮食文化》出版

中国文化以悠久、丰富、灿烂而著称于世,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校历史系林乃燊教授的专著《中国饮食文化》,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饮食文化的著作,它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方法、新理论。该书从中华民族的经济地理、食料生产史、国土开发史、民族交流史的角度,探索中国饮食文化的源流和现状,并展望未来;运用营养学、食疗学、烹调学、发酵学、保朝学等学科的知识去剖析中国的饮食,揭示中国文化的奥秘。作者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食物构成和饮食风尚,反映了该民族的经济状况,文化素养和创造才能,体现了朝明的民族特质。作者立足于历史的高度,考察了中国饮食传统的形成过程,发掘饮食烹调技术的素材,展示中华民族的饮食风尚和饮食艺术,阐明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规律。《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又一绚丽鲜花。     

浅论中华民族的族源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

浅论中华民族的族源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钱宗范中华民族各民族，包括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在内，是怎样起源的？它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研究中华民族史中非常重要、也是对当前振兴中华关系十分密切的问题。近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为...     

制度史研究的硕果——简评《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

制度史的研究,是人们深入研究社会的钥匙,谁掌握了它,谁就等于叩开了进入研究社会问题的大门。但制度史的研究又是繁难、细碎、乏味枯燥的,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研究者不仅需要有缜密的逻辑思维,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具备在粗细杂陈的书海中撷取闪光的珍珠的敏锐眼光,而且还需要研究者要掌握大量的历史材料,具备在色彩纷繁的历史面纱背后去探求真象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但是,正象那结在树顶上的苹果,虽然摘取它有一定的难度,但它恰恰是最诱人的。制度史     

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

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处于被怀疑、否定或悬置的状态,致使它被摒弃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外,从而造成一部分文学精神资源的人为遮蔽。有研究者怀疑和否定旧体诗词的合法性,有研究者没有对传统文体在古代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和表现加以区别。要改变对旧体诗词的歧视和压迫,首先需要理解其合理性,也有必要重新厘定“现代文学”的范畴,用“现代汉诗”这一概念来整合20世纪中国诗歌,消弭新、旧诗词的对抗和对立。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追求,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在新的世纪,必须打破新、旧诗词二元对立的模式,把旧体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旧体诗词的发展,又有助于文学和文化观念的改进。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

自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数代中国哲学家就共有一个理想,即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并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进而产生重大的世界影响。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现在需要做的更真实的工作是如何去寻求、建构、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找到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为此,无论是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还是要实现某种"创造性的转化",首先要有对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的主体自觉,更要有对研究者自身的主体自觉,而基于中国哲学自身特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也必然要求一种心灵的修养和实践。     

论司马迁对史官文化的修复

《史记》是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 ,真实形象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前三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 ;《史记》是一部宏伟的史诗 ,体现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奋发向上的文化精神 ;《史记》是人类生命的载体 ,它使那些有生命价值的人物走向永恒。时隔两千余年 ,司马迁用毕生心血铸成的历史长城 ,依旧矗立在中华民族的心中 ,它所表现的文化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辉。这里刊发的一组文章 ,由中国《史记》研究会的 5位专家撰写 ,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史记》的文化精神所在 ,希望引起学界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进一步关注 ,并以新的理论视角加以审视和研究。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司马迁与古代史研究

司马迁撰写古代史时采取了三种做法 :一是在撰写古代史时注意把“略渐”与详写变化统一起来 ;二是“略古”的目的是删繁就简 ,突出“详变” ,以历史变化观来揭示社会运动中富有规律性的内容 ;三是把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放到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提出“发愤说”与身受李陵之祸相关 ,这一价值评判体系虽然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 ,但关注的重点却是现实。在叙述古代史的过程中 ,司马迁关心的重点有两个 :一是以帝王为中心改朝换代的情况 ;二是先秦学术思想发生和发展的情况     

评徐海荣先生《中国饮食史》

中国饮食作为中国文化一因子，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内容宏富，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饮食史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然而，与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协调及相称的是，国内尚无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饮食史的专门著作，华夏出版社新近出版、面世的由徐海荣先生主编的煌煌六卷本《中国饮食史》(以下简称《饮食史》)使这一憾事成为过去。该书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二十余位长期从事于…     

中国近代道教史研究展望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之一,但是,在一方面由人类学,另一方面由基于藏经文本的古代历史研究所主导的道教研究中,近代道教史直至今日仍旧处在边缘的境地当中。“近代道教史”这一提法,所指的是这样一些研究,即在社会、政治近代化进程这一背景下,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道教制度、实践和思想的变革,并且除了利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道教资料进行研究外,尽可能广泛地使用历史性的资料。除了其固有的旨趣外,近代道教史也应当表明,道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性因素之一,在近当代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与道教共同演进,并对道教的变革与力甚巨。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道教史这一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目前这一研究领域正在全面铺开,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介绍这些著作和计划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并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尤为具有研究空间的线索。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

以下的讨论针对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某些问题展开,并涉及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如果我的讨论在后现代主义上比在中国历史研究上花的时间更多,那是因为对于前者先要花些功夫作些澄清,然后才能判断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会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历史研究这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只在近几年才出现。一些为数不多自称从后现代角度撰写中国历史的努力,已在某些历史学家中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敌意,     

反思与矫正——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历史方法及其正确运用

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基本特点是"以史为魂",因此,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历史的方法.目前中国法律史研究对历史方法的运用有诸多错误之处,需要学界反思并矫正.正确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吏,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正确陈述历史现象,即全面、客观地陈述历史现象.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正确分析历史现象,即分析历史现象要结合历史现象所处的特定背景、分析历史现象不可忽视历史现象自身的变动,以及分析历史现象不可把历史现象中体现的历史趋势绝对化.     

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和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确定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有一种由其史、论合一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根本性的困难。哲学范畴论的一般原理、具体学科的范畴系统完备性原理和该学科的特殊性,都对其范畴的确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而同时考虑范畴的系统性和历史实然性,逻辑与历史结合,才是确定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再加上中华民族思维和理论表述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体系只能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深入研究而作出的体系建构,而非有一个客观范畴体系被描摹出来。一般所谓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体系”,其实包含非常不同的含义。     

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高清海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立场与方式

高清海先生丰富的思想历程,鲜明地彰显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神与自觉意识的思想个性。这些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启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讨论。这一话题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成了新的学术问题,而且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对于应该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所进行的真诚反思与探索。我们应该通过对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思想争论与学术批评,寻求哲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与方式,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气质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追求真理的激情与创造"思想自我"的理想。     

创造与传统──简论“创造”价值之确立与演进

20世纪中国文化一哲学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创造”的推崇超越了党派、政见、思潮的对立,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可的观念。这一事实表明,‘“创造”不仅已经上升为价值,而且形成了一条现代传统。一说创造是现代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精神中没有“创造”的地位,更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创造性。恰恰相反,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极其富于创造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一个极其富于创造能力的古老民族．并没有将“创造”列为基本的价值;在相当一段时期…     

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有位史学家用“史学要寻找自己”这句话,来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当多懂得一点史学的历史,这很深刻、很形象地说明了史学史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我对此表示赞同和敬意。今重读全毓黻先生于三千年代撰写、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深感它在“史学寻找自己”方面的草创之功,不仅未因历年久远而被淡忘,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反使它的“草创”越发显示出自身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向人们表明:史学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艰难而有意义的经历。     

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兼文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我们民族文化创作中一个光辉成就,是我们祖国文化贵产中一部优秀作品,在我国史学史上文学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虽然由於司马迁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司限,在史记里表现出一些缺点;那些缺点是应该批判而并不足以贬低它的价值。我们今天纪念司马迁,对於史记指出它的社会意义,给予它以正确的评价,让这位历史上的伟大史学家兼大学家及其作品,在我们新文化的创造上也起着应有的积极作用,这是非常必要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关於介绍讨论司马迁和史记的作品数量还不算多。这些作品,对於司马迁和史记从许多方面或做概括性的叙述,或做深入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