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村庄流动人口社区认同状况及成因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调查发现,都市村庄流动人口强烈地认同于老乡、亲戚、同学等为纽带而构建的“精神社区”,对居住城市(尤其是对都市村庄社区)的认同感则较弱。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影响流动人口对所在城市认同感强弱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对精神社区认同感、对居住社区(都市村庄社区)认同感、邻里交往、社区参与、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从结构—功能角度分析,这种状况的存在是由于城市社会缺乏有效满足流动人口基本社会需求的相应机制结构,使其转而求助于非制度化的初级关系。     

村民社区参与的现实解读与理性反思——基于两种村庄经济类型的比较研究

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变量,不同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内容、结构、主体与态度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即村庄经济水平越高,村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与参与的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结构中的私营经济越发达,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也越高.从学理与实践上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不同村庄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与参与渠道不同.由此,应做好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构村民在社区参与中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畅通村民社区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建设,增强村民社区参与的能力.     

村庄社区融合的困境及其对策——以浙江省金华市高校新区周边G村为例

村庄的社区融合是当今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面临诸多困难。文章针对当前村庄社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等困境,从村庄社区融合的主体出发,并以G村为例,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村庄社区融合的对策建议。     

从治理失序到文化整合:以宁夏J移民社区为例

宁夏西海固地区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移民工程有效缓解了当地生态环境压力,并取得显著的扶贫成效。以宁夏回族一个移民社区J社区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近40年来该回族移民社区治理变迁过程,阐释了不同治理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及演变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该回族移民社区从早期的治理失序最终走向后期文化整合的过程中,主导移民工程的政府始终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即引导不同的主体在村庄治理中通力合作,同时积极发挥宗教信仰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信仰的作用使多元的治理主体能够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彼此信任、团结互助,进而组成团结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网络,使J村最终形成一个以回民文化为核心的移民社区共同体,实现了移民村庄治理的和谐稳定。这对新时期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经验借鉴与启示意义。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其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供给模式,探索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并从社区外和社区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社区嵌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使用嵌入性理论,从资源禀赋和社区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产业类型、组织结构和利益联结以及社区治理、社区文化和社区信任路径,解释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依托社区资源实现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进而构建合作社“社区嵌入”的发展路径。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分析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发现当地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直接决定了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产业选择,据此形成的不同产业使合作社在产业结构的嵌入中也有别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村庄治理形成的良好内部信任机制和村庄能人培育是合作社社区嵌入的重要内生动力。目前脱贫地区合作社发展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未来更要重视合作社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嵌入性,依托禀赋定产业,培育能人促发展,同时适时开展联合发展,以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提质增效。     

西北少数民族乡村社区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基于哈密阔克麦西莱甫的田野调查

阔克麦西莱甫是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选取新疆哈密市陶家宫镇的一个维族村庄为田野调查点,把该村庄中阔克麦西莱甫的变迁与传承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从保护层面和发展层面进行分析,提出了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民族乡村社区文化发展思路,并在社区参与的视域中分析了政府、文化传承人、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在社区文化发展的作用。     

用心服务

2002年，我工作的社区还是一个“都市中的村庄”，距离闹市区仅几百米，但与外界相通的“主干道”只是一条小巷，崎岖肮脏，乱涂画、乱张贴的现象随处可见。为了整治这条小巷，我们社区的全体人员、志愿者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力气。一次，街道的领导也到现场和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清除粪便、清扫地面、清刮巷壁上乱涂画的痕迹，     

新型农村社区依附性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河南省Z村新社区为例

在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形成独具特色的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但是其中浮现出的新问题却不容忽视。基于Z村新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尽管新社区建设取得成功,但仍存在农户生计方式不易转变、社区发展外部依附性过强、村庄管理出现"二元结构"、村庄发展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应从转变社区发展理念、推动农户生计方式转变、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优化新社区和老村资源配置等方面推动Z村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以杭州的实践为例

城市化进程使得城郊地区和城中村出现了大量‘撤村建居"型社区,这些社区尽管在产业结构和农民身份属性上早已实现了非农化,但其社区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村庄的治理模式.本文以杭州的实践为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并提出社区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农业型村庄的空心化问题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农业型村庄人、财、物流向城市的趋势不逆转,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衰败将愈加严重。新型农村社区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均等化公共服务为遏制村庄空心化的逻辑起点,增强了农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再次成为农民的安居之地。然而,商品化社区生活所推动的离农化和陌生化人际交往所产生的离心力使得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着演变为＂空心化社区＂的风险。因此,有必要让新型社区农民重新聚拢起来和互动起来,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农业型村庄土地优势发展农业现代化,结成外出农民和留村农民社区经济利益共同体;壮大村集体经济,使其有能力和积极性开展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再造熟人社会。     

我国当代城市居民的居住行为变迁及特点

对我国当代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居住组织结构、社区类型和社区空间、社区组织行为等居住行为的要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当代我国城市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城市社会组织结构正在或已经从“单位型”向“社区型”转变。当代城市居民出现了异质性,多类型城市社区并存是当代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我国城市社区正向阶层化发展。     

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中的组织构成和权力分割--以江西刘下村为个案

分析中国村庄权力结构进而对乡村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刘下村的个案分析,剖析了当前中部地区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社区转变为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新村庄社区后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分析了现阶段村庄权力如何在乡政--村两委会--自然村委--村民四级利益主体间,以及民间组织间进行分割,并提出了从体制上提高村干部待遇,即在"乡政村治"中把"村治"权下沉到自然村,现有行政村则变为"乡政"的代理人的改革思路.     

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

文章以鄂东黄村的家庭关系和养老实践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社区养老情理的内涵,并探讨了社区情理得以实践的社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小传统"特性的社区养老情理对养老主体、养老时间及养老标准进行了界定,任何违背这一情理的村民都被视为是对"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会对其进行"群体性惩罚",村庄舆论的存在保障了社区养老情理有效实践,同时亦促使村庄的养老秩序呈现出良好的状态。     

社区教育的内涵、特点与功能探讨

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走过了不同的历程,体现了不同的特色,形成了对社区教育的不同理解。在我国,一般认为,社区教育是整合了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终身教育体系,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促进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社区教育具有社区性、灵活性、＂三全＂性、目的性和特色性等特点,具有公民教育、社区凝聚、社区发展、文化建设和资源整合等功能。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沃伦夫妇“三-六”社区分类理论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启示——基于苏州工业园区社区分类治理的实践

沃伦夫妇"三-六"社区分类理论是指从互动性、认同感和连接性三个维度对社区进行实质性分类,将其分为整合型、教区型、散漫型、躁动型、暂时型和紊乱型六种类型。这种分类方式超越了传统分类方式过于注重社区外形轻社区本质的局限,有利于缓和社区分异现象,也有利于打破群体歧视效应。基于沃伦夫妇社区分类理论,探索苏州工业园区社区分类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社区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强调培育社区居民的社区感的重要性,充分整合和利用社区现有资源。     

社会流动与分化视阈下的共同体构建与社区整合研究

社区的发展与管理必须从宏观的经济社会背景着眼,从社会流动与分化的趋势着眼。社会流动与分化的加速,促进了社区的全面转型,催化了社会群体重组,产生了社区居民群体内部的冷漠、离散甚至矛盾分裂的状态,为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社区的整合是社会整合的缩影,也是社会整合的基石。本文以台湾地区长荣社区为例,分别从社区整合的三种类型--社会整合、系统整合与文化整合来探讨社区整合的不同途径,探索社区如何从地理的初级整合逐步上升为依靠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意识的高层次整合。     

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

文章以鄂东黄村的家庭关系和养老实践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社区养老情理的内涵,并探讨了社区情理得以实践的社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小传统”特性的社区养老情理对养老主体、养老时间及养老标准进行了界定,任何违背这一情理的村民都被视为是对“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会对其进行“群体性惩罚”,村庄舆论的存在保障了社区养老情理有效实践,同时亦促使村庄的养老秩序呈现出良好的状态.     

“城中村”改造的文化障碍与策略——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为例

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为例,分析了中国当前“城中村”社区文化的特点:传统农村文化、现代都市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冲突为主。然后,分析了文化冲突对城中村改造的障碍,并从文化角度提出了城中村的改造策略:保护与建设相结合;本地人与外来人共享文化资源,共建和谐社区;利用文化古迹,发展社区旅游业;加强社区培训与教育,构建学习型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