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概述

在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影响下,流动人口数量与日俱增。流动人口中的育龄人群也在我国整体育龄人群中占较大比例．因此其生育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主要围绕其生育意愿、生育水平、生育服务管理而展开,通过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由于其居住、工作等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城市常住人口和农村未流动人口等的特点。而要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扩展地域之维、丰富实地调研资料、探析数理关系是可尝试的分析路径。     

生育文化研究述评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生育文化研究做述评。文章首先分析了既有研究在生育文化概念上存在混乱的原因,同时强调在生育文化研究中要注意“大传统”与“小传统”、“显文化”与“隐文化”的区分。作者认为既有研究对传统生育文化内容的概括是笼统的,它不能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通过实证调查赋予传统生育文化更具体的数量化特征。对于新型生育文化,作者认为已经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研究成果,但横切面式的研究因为缺乏历史的纵深而显得不够厚重,解释力度也受到影响。到目前为止,学者对于生育文化变迁机制的关注还是很少的。     

应把握的五个环节

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需要对人口发展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战略研究，需要对人口文化、生育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需要对影响群众生育行为的深层次思想观念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关爱女孩行动”正是面对新形势下人口发展的新问题，探索以宣传教育开路，采取综合治理办法，促进人们转变旧的生育观念，保证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项实践活动。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引言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一般认为,由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人们的生育行为,由一个个人的生育行为聚集成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如果说,对于生育行为和生     

皖北皖南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利用“皖北皖南生育水平差异比较研究”项目第一阶段调查资料 ,对安徽省南北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 ,认为皖北皖南农民生育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社会、文化和计划生育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育行为 ,进而制约生育水平的四大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     

乡村文化对生育心理的影响——河北省丰宁县上庙村的调查分析

生活在乡村文化中的人们,在由“自然人”生长成为“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之中自始至终受控于乡村文化。本文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理论试分析乡村文化对村民生育心理的正面及负面影响。探讨村落生育行为的决策的转变、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应运而生的新型社会问题──村落空巢家庭问题。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农民生育的文化边际性

在进入低生育水平的90年代后,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新一轮以生育的性别为焦点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本文正是对于这一挑战的理论思考。文章从社会人口学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农民生育文化边际性的理论命题,认为性别是农民生育的核心内容。“生一个男孩”体现了现阶段大多数农民在生育问题上最基本的价值性需求,是他们难以逾越的文化边界,有着文化深层结构上长期的稳定性。在农村人口控制中,我们应该坦然承认农民生育的文化边际性,并考虑将它作为日后制定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将计划生育的正当性建立在文化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使宏观的“抓紧”,更有可能真正落实为基层的“抓好”,尽可能地减少政策实施的负面效应。     

基于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个体生育态度探究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以及不同地区、城市出现的生育率持续走低等情况,中国未来人口数量的变化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近年来,国家先后制定了“双独生二胎”、“单独生二胎”以及全面放开二胎等鼓励民众生育的相关政策;相关学者也从人口学和经济学等视角对生育问题展开了诸多研究。本研究则是从符号互动论这一微观社会学视角出发,试图了解民众（主要集中在1970年至1995年出生的群体）生育态度是否会受到社会心理因素,尤其是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中,兄弟姊妹等手足人数、手足关系、父母对待子女公平与否和出生排行的影响;以及当前生活环境,如社会治安状况、经济发展前景和政治稳定性等方面的主观判断对生育态度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将结婚意愿、性别等因素纳入到影响个体生育态度的分析模型之中。研究结果发现,兄弟姊妹等手足越多者,未来越倾向要生孩子;手足间关系越好者,未来也越倾向于要生孩子;排行中间的比排行老大的生孩子意愿高;无论父母对自己和手足公平情况怎样,都不会影响其生育态度。此外在所有外在环境中,经济状况是影响人们生育态度的主要因素,有结婚意愿者更倾向于生育孩子,男性也显著比女性更倾向于生育孩子。     

我国人口理论研究的文化视角与生育文化建设

与生育政策相比,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具有根本性,因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对当前达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和实现长远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根本意义。我国人口理论研究属于人类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是对人类在生物圈活动过程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掌握。我们应使其对我国生育文化的建设起指导作用,即让其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婚姻生育行为和其他生产及生活行为都与建立与生物圈互利而持久的关系有关,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

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民生育决策背后的需求动机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人口学的解析,作者尝试着提出了一个有关生育需求层次结构的理论假说,认为在中国农民实际的生育行为背后隐伏着一个复杂的生育需求体系或者说结构。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包含着二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生育的动机问题,即为什么“生”;第二层面则是具体的生育偏好问题,即“生”什么,如何“生”以及“生”多少这三个相关的问题。作者强调指出:在家本位文化背景下的生育决策中,生育是一种不可完全由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来解释的强烈冲动,在经济上似乎并不合算的“生育”在传统文化层面上找到了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三种生育偏好中存在着一种由文化自觉编排好的内在逻辑,即性别偏好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时间偏好,最后才是数量偏好。     

欧洲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评估及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分析

采用组态比较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性检验了2000—2018年29个欧洲典型国家社会情境和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条件组合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试图为我国借鉴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通过欧洲各国三类生育支持政策(育儿津贴、生育假期和儿童照料设施供给)与三类社会情境的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及家庭重视文化)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得到五类影响生育率的组态方案。通过将不同社会情境下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我国国情的比较和讨论,本研究提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对于性别较为平等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儿童照料设施和有针对性的育儿津贴可以稳定生育率;对于性别平等较差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育儿津贴更能提高生育率;在性别差距较大、重视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较慷慨的生育假期和提供儿童照料设施双管齐下会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推迟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推迟所产生的进度效应会对生育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测度生育进度效应便成了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自Bongaarts和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提出以来,各种新的改进方法与指标不断出现。本文对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的新进展及具体指标进行梳理与比较。从时期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方差效应调整后的TFR、PATFR*、调整后的TFRSUV_N和ITFR四种指标;从队列角度出发,主要包括TFRp*、TFR†和ACF三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各自的优缺点。研究发现:首先,由于不同去进度效应改进指标的假设、适用条件、研究角度、改进方向都不同,很难有一套数据同时适用于多种去进度方法,因此,生育进度效应的诸多改进指标并没有哪个指标“更好”,只有“更合适”;其次,绝对的去进度效应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种种去进度方法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去”,而不是“绝对的去”。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进度效应是生育推迟,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推迟速度开始逐渐放缓,未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生育推迟在某个时期或某些区域会发生逆转,届时可能会出现与目前影响方向相反的进度效应,这可能是下一步关于生育进度效应研究应该注意的新方向。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农民生育研究:理论的反思与展望

自人口研究恢复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农民的生育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核心。研究的持续积累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逐步形成了几种基本的理论解释。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尚未作过系统的整理与比较分析。从学术发展的眼光看,如果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作及时全面的反思检讨,至少不利于我们对农民生育这一重要问题产生较好的知识上的积累,并会延缓我们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或飞跃。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有关农民生育研究的“再研究”,来进行这么几个方面的探索:①这些理论解释在基本思路上各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Internal Logic)?②它们是否是令人满意地解释农民的生育行为?③它们彼此的视野是否还有若干盲点?④针对这些不足,是否有可能通过视解与思路的转换来尽量加以克服?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近两年来,我们一直留心收集国内有关农民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理论上的反思与展望,现在不揣浅陋地写出来,希望引起大     

也谈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存在的形态，一是理化形态的生育文化(是灵魂)，二是意化形态的生育文化(作为生育观是生育文化的核心)；三是外化形态的生育文化(是主要载体)，四是物化形态的生育文化(是必要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人口文化、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要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的，要有一个明晰的大思路，要在“结合”中，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在发展载体建设中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关于对“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政策的探讨

生育政策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 ,引导千万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的政策遇到了新的问题。进城经商、务工甚至当老板的“农村居民”还是不是“农民” ?他们还应不应该享受“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的政策 ?本文从实践的角度 ,对二孩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