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寒夜》的悲剧艺术

《寒夜》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社会悲剧小说 ,小说的背景首先奠定了作品的悲剧性 ;小说的主要人物汪文宣就是一个悲剧人物 ,其悲剧性格主要体现为情与理的冲突和希望与现实的落差 ;而汪母和曾树生的婆媳矛盾 ,其根源在于新旧文化的冲突 ,属于文化悲剧的范畴     

论当代战争小说冲突的构成及艺术处理

当代战争小说表现战争生活中人与人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为轻是其原则,个别作品虽有出入但从未丧失民族的底线,这是由民族观念所决定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南线战争小说处理革命、国家与个人三者利益时,虽也遵循上述普遍原则,但已开始思考其悲剧性内涵。这是战争小说表现这类冲突的新质,预示出战争小说的新趋向。在处理方式上,"联系比衬"与"人物聚焦"是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小说处理战争环境下人与人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     

人类向善求美的神话寓言──《白鹿原》主题象征意蕴探析

《白鹿原》以“白鹿”意象为中心,以白灵和朱先生形象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意味的神话寓言。从而通过神话理想与历史进程的悲剧性冲突烛照了人性的负面,呼唤着人类向善求美的集体无意识的伸张。     

鲁迅与哈代乡土文学共异性研究

乡土文学是最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学类别。对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乡土文学进行比较是探寻乡土文学与本土文化、社会背景内在关系的必要途径。为此,选择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鲁迅先生与西方三大杰出乡土作家之一托马斯.哈代进行分析比较。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英国的乡土小说为视角,透过鲁迅与哈代乡土小说中的依恋自然情结、悲剧性主题及人道主义等相似点的表面现象来分析其作品的本质差异,即鲁迅乡土小说的社会性(强调人物与社会的冲突)与哈代乡土小说的哲学性(强调人物与自然环境的冲突)。这两种差异构成了东、西方乡土作家作品的本质区别。     

从《喜福会》看中美文化差异

《喜福会》是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它的出版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喜福会》这篇小说中,四对母女有着不同的家庭观念和文化背景,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心理隔膜及情感冲突,并最终达成和解。小说通过对四对母女间的感情历程的具体、生动的描绘,展示了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On the Tragic Ethic of Early Autumn

悲剧是文学的最高形式.黑格尔的悲剧伦理学认为悲剧可以归纳为冲突与和解.小说《早秋》(Early Autumn)是美国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的一篇短篇小说.主人公玛丽和比尔年轻时曾经相爱,多年以后,俩人在广场偶遇.玛丽希望和比尔重归于好,玛丽个人来看,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的片面性主张与社会伦理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玛丽收到了比尔的无情对待.矛盾由此获得了和解,永恒的正义获得了保存!     

从“家”的视角看《雷雨》的悲剧内涵

《雷雨》以错位的家庭角色的冲突为表征,从不可抗拒的命运与人的内在欲望两个方面探究了人的悲剧性存在.作品中,由周、鲁两家构成的这张命运之网有着极大的破坏性,极具毁灭性与悲剧性,这种破坏性冲突力量的形成根源于剧中人物家庭角色的错位.错位的家庭角色成为剧作组织冲突线、推动剧情向前发展以及塑造人物性格、探究人性奥秘、开掘人生悲剧性的内驱力.     

论《早秋》的悲剧伦理

悲剧是文学的最高形式。黑格尔的悲剧伦理学认为悲剧可以归纳为冲突与和解。小说《早秋》(Early Autumn)是美国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的一篇短篇小说。主人公玛丽和比尔年轻时曾经相爱,多年以后,俩人在广场偶遇。玛丽希望和比尔重归于好,玛丽个人来看,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的片面性主张与社会伦理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玛丽收到了比尔的无情对待。矛盾由此获得了和解,永恒的正义获得了保存!     

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性

郁达夫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其主人公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主要表现为意识超越能力的矛盾。它既体现在这些人物与外在现实环境的冲突中 ,也体现在他们自身无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的矛盾之中。特别是固有价值规范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传加剧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并限制了他们走向新生活的能力。但是这些人物在受苦中又始终没有放弃抗争与反抗 ,并始终坚守着自我的个性意识 ,这正显示出他们悲剧性的独特意义。     

论鲁迅小说中婚恋话语的悲剧性机制

鲁迅小说中的婚恋话语需要如何界定,它呈现出怎样的倾向?又是如何形构的?成因如何?这些问题对于重新解读鲁迅的婚恋小说无疑至关重要。其悲剧性机制形态主要有:惧婚症和性政治两个主要层面;而同时也从小说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创伤与悲剧性认知结构的形成等视角考察相关话语悲剧性机制的成因。     

从《窦娥冤》的双重结构看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窦娥冤》《桃花扇》等剧具有双重结构,中国古代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悲剧性和深层结构具有很多的共性,其“悲剧原型”是各个悲剧的深层主题,它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是由既定的信念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引起的,中国古代悲剧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悲剧。文章从此出发,讨论了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相关问题。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从荆棘中采摘玫瑰——悲剧新解

所讨论的悲剧是指审美范畴的悲剧.悲剧性不仅指向客观分析方面,而且是内在于人的,即具有人类学美学的实质特征.此外,如果没有接受主体(观众)的直接参与和参与效果,悲剧对我们人类应该体现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也就无从体现.因此,要真正把握悲剧的审美价值,应该从它的客观性分析、主体的生命性和审美效应三方面进行探讨、考察.     

刑事和解适用的阻却因素与现实进路——以2013—2015年S省M区法院公诉案件审理情况为分析样本

通过对S省M区法院2013-2015年公诉案件审理情况的实证分析,查找出可适用刑事和解但未适用的案件比例较大、刑事和解适用的成功率不高、适用和解的案件类型相对单一等现实问题。其原因在于刑事和解主导机关的不明确,立法规范的相对粗疏,法治土壤的相对贫瘠以及民众认识存在偏差等现实因素。建议将法院确立为刑事和解的唯一主导机关、科学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建立以法院和当事人主体的双核启动模式、细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适用步骤、将是否和解作为量刑参考要件,以期优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适用。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

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小说话,数量众多,色彩斑斓.本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了述评,反映了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     

关于人民调解的几个问题——兼谈对《贵阳市人民调解条例》（草案）的几点意见

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制度,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人民调解的范围,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及法院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试图对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提出一些建议,并期望能对贵阳市本次人民调解条例的制定有所裨益。     

价值冲突的要素性结构和时空结构

价值冲突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价值冲突按其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主体性结构、客体性结构和中介性结构,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的,从而形成要素间同一中对立、冲突的结构整体。就诸多价值冲突看,它大体上可分为同时性冲突与异时性冲突、继起性冲突与中断性冲突、短暂性冲突与持久性冲突等。     

祢衡故事的文化意蕴

祢衡因以才抗世辟邪、以狂卫道抗权而被害成为悲剧人物形象。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持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其以“才”、“狂”、“悲”为三个重要节点,在千年传响中蕴涵着历代士人的深切悲感之心和深沉不平之意。“击鼓骂曹”作为祢衡话语的关键词和建构肯綮,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的文化符号。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冲突与完善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特殊的产权结构使其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着社员民主控制与管理层专业化经营的冲突、“平权式”治理结构与少数人控制的冲突、劳动控制资本与成员利益诉求异质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实质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守成与创新的冲突。如何权衡合作社发展过程的守成与创新是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冲突的突破口。     

中国阶层冲突的新趋势与结构性根源

在任何一个存在阶层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而存在。阶层之间的冲突既有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功能,亦有增强阶层内部凝聚力、调适阶层间利益关系、促进社会整合等正功能。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突出社会影响是阶层结构的显著变化,阶层冲突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阶层冲突的新趋势进行描述。同时,对当前中国阶层冲突的结构性根源进行探讨,认为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复合影响,是当前阶层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沿着群众路线的视角,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立场,提出破解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