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幸福的哲学源自快乐论和实现论,在心理学则表现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种形态,在40年发展中经历了调查比较、理论解释、测量发展、社会应用4个发展阶段.现代走向显示出:相关因素从经济转移到非经济因素,心理机制从特质论转移到建构论,测量模式从各自为阵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幸福干预从实验开始走向实践.进入新世纪后,幸福指数成为关注的中心,表现出宏观国家幸福指数、中观社会学幸福指数和微观心理学幸福感模式,现代幸福学相关研究将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界定幸福指数的内涵是构建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对个人主观体验的幸福感测量得到狭义幸福指数,利用相关性分析和模糊层次分析方法,狭义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可由幸福感和满意度两维度所组成。作为发展目标或考评标准的广义幸福指数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可在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考评的指标结构中导入狭义幸福指数,这样做不仅体现概念内涵,满足预设的各项要求,而且技术流程规范,操作方便,并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评价

本文以小康指标体系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基础,构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模型Q=Ni=1CiXi和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H=Ni=1CiSi.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出发,对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了评价.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在生活质量指数得分低的层面同样在幸福感量表中的得分也低;古城区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很高,其中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表明人们是否幸福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古城区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     

关注幸福指数 建设和谐社会

幸福指数是评价和谐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重视国民幸福指数。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经济因素外,健康、自由、安全、充实等,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正确看待幸福指数,使其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看工作幸福指数

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是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重要基点.企业在吸引、使用人才的同时,必须关注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然而,我国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现状并不乐观.从我国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现状和心理学角度出发,探讨通过提高员工满意感、价值感、快乐感,从而提高幸福感,提高工作幸福指数,对最终实现员工和企业双赢很有现实意义.     

大庆市民幸福感的调查与分析

大庆是一座以石油、石化为支柱产业的新兴城市,先后获评全国综合实力20强城市和中国十佳魅力城市。大庆市的快速发展使大庆市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大庆市民的幸福指数也在逐年上升。党的十八大后,为了全面了解大庆市民的幸福指数和影响大庆市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课题组进行了大庆市民幸福感的相关调查分析,并提出了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强化文化建设、树立正确幸福观、提升幸福感的建议。     

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关系研究——基于G20国际比较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G20国家幸福指数、公共财政支出等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各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国际比较,然后运用回归模型研究了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第三产业贡献率显著的正向影响幸福指数,失业率、税收负担、基尼系数和总悬浮颗粒物与幸福指数显著负相关。     

关于幸福社会建设的调查研究——以铜陵市为例

幸福社会建设就是给人们提供有利于提高个体自我主观感受的大环境,而不仅仅是财富的最大化,它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为最终目标。通过对幸福的内涵的探究,构建幸福社会的指标体系,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铜陵市幸福社会建设状况进行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幸福铜陵建设成效显著,多数指标达到或超过目标值,幸福指数稳步提升。但建设幸福铜陵,进一步全面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在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食品安全监管、弱势群体扶持、居民身心健康等方面还大有作为。     

教育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经验证据

教育与幸福的关系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点议题。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最新一轮研究数据,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提供的自然实验,对教育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自评幸福的比例为72.73%,高于农村居民的72.54%;(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城乡居民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提高1年,主观幸福感将提高0.006个单位值,证伪了“教育与幸福悖论”的存在;（3）利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学历教育层级变化具有异质性的特征,义务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接受大学教育能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0.265个单位值。最后提出深化教育事业改革、提高人民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建议。     

市场化进程、机会不平等与“收入-幸福悖论”

本文在广阔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收入-幸福悖论”的发生机制。“收入-幸福悖论”即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停滞不前并存的现象在中国已初现端倪,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突出障碍。现有研究通常假定某种中间变量“作祟”才导致该悖论出现。本文提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停滞的共同原因。市场化改革提高了人均收入的同时使“才能+努力=成功”绩效主义和机会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然而,上述理念盛行并不能自动根除现实中的机会不平等。当高涨的绩效主义预期遇上收入机会不平等加剧的社会现实,人们将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了幸福感。本文为上述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破解我国“收入-幸福悖论”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繁荣背后的幸福思考——苏格拉底幸福观的时代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却很少能感受到幸福。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居民的幸福指数很低。这促使人们思考:为什么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的繁荣,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不到幸福?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用什么样的生活理念能够唤起人们心中久违了的幸福感?本文通过介绍苏格拉底的幸福观,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如何理解幸福、创造幸福?以此为生活在繁荣社会中却感觉不到幸福的人们指明方向。     

居民幸福感视角的政府绩效评价研究

关注居民幸福感或幸福指数已经成为政府绩效衡量的发展趋势,引入居民幸福感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首先要对二者的变量关系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为例,运用DEA方法,考核18个地市的政府绩效相对效率,探讨与居民幸福感相关的政府绩效影响的重要因素,并用tobit回归的方法对4个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政府税收呈负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幸福感关系不明朗,进一步回归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居民幸福感出发的政府绩效评价,有利于政府在注重绩效的同时,更能够把居民幸福作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导向。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幸福悖论解析

幸福悖论表现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却无法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在GDP增长模式的盲目追求财富思想的涵摄之下,把物质满足作为实现生活幸福的唯一路径。我们应当用包容性增长替代过去的GDP增长观念,努力纳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关注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以创新精神接纳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衡量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形成良好的幸福指数发展动力转化机制,完善幸福指数发展模式的目标评价机制,实现社会的均衡和良序发展。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近四十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单项问题测量发展为多项目测量.在一个非常综合的层面,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指数,能够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影响.     

当前主要社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沿海某省调查为例

本文以幸福指数为分析工具,对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干部群体、国有企业管理者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和城市贫困群体等七个社会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就本次调查来看:除城市贫困群体外,所考察的其他六个社会群体的总体幸福指数均高于理论均值.不同群体间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差异,并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主观生活质量所存在的群体差异,集中体现了社会变革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实现状况.主观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对自评幸福感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群体差异.当前,知足充裕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对七个社会群体的自评幸福感普遍发挥作用.     

三江源地区民众幸福感有效提升的基本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改善,民众幸福感问题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影响民众幸福感的指数及其因素相对较多。三江源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欠缺,这个地区的广大民众如何和全国人民一起致富奔小康、获得幸福、感受幸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基于国家战略和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研究三江源地区民众幸福感问题,了解他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存现状,评估他们的心理状态与预期,从而为加强青海地区社会管理创新、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满足民众情感需求、促进青海社会和谐稳定建言献策。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与启示

作为最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概念的国家,不丹近年来构建了一套国民幸福总值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利用、教育、文化、政府善治、社区活力、生态的多样性与恢复能力、生活水平九大领域。通过对不丹全国范围内国民幸福总值的测算,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价值逐渐显现。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对当前我国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幸福是一种感受

最近,上海社科院公布了一项有关市民“幸福水平”的调查结论:中年似乎成为男女不同幸福感受的一道槛。男性进入中年后往往比女性更满意生活,因为男女的幸福源泉不同,男性的幸福感更多受社会地位、工作性质和经济收入等因素影响,女性则更多受到孩子、家人健康等因素影响,所以女性年龄越大,越觉得幸福感在减少。但这绝不是一个定论。其实幸福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不管你有多少钱、多高地位或是多大年龄,只要你用心体会,它就在你的身边。     

收入水平、养老保险制度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近年来老年群体幸福指数的变化情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模型,对比考察2014年、2018年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以及养老保险制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和领取养老金(离退休金)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收入差距会抑制老年群体幸福感的提升,且这种抑制作用由于收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