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释道安”的文献记载辨正——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为对象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安和上传》有关道安出家年龄与俗家所在地"常山薄柳"的记载是可信的,基于行政区考量,宜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作"常山扶柳"为妥;《世说新语》有郗超与道安交往的记载,其"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中的"有待"一词虽源于《庄子》,但其前有"道安答直云",故不必作"形上"的解读,其意为僧人的生活资粮有所"依恃"或"取资";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有关道安南下襄阳的史实可信度高,但"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应作"为慕容暐所逼"。在新野分僧众弘法时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非《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所说"法事难立。"辨析过程并对《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道安传"与学界相关观点展开商榷。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名士兼佛学家,慧远乃庐山高僧。谢灵运“志学之年”便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而且也曾游庐山,见慧远,为檀越,凿池筑台植白莲,应邀撰《佛影铭》。其庐山情结不为不笃挚,但“诚愿弗遂”,最终没有成为慧远的弟子。他与慧远的交往情形比较复杂和特别,若即若离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谢灵运诸端“心杂”的个性与思想特征。     

慧远佛教教育思想探微

慧远佛教教育思想探微张捷，陈旭远慧远（３３４—４１６）是东晋后期继道安（３１４—３８５）后的佛教领袖，是佛教教育走向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之一。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出身世族仕官家族，１３岁随舅父游学洛阳各地，‘气博览《六经》、尤善《...     

《宋高僧传》的文学史料价值

中国佛教，典籍浩繁，宗派林立，僧徒众多，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高僧。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有僧徒着意搜集遗闻逸事，为这些高僧大德“树碑立传”，籍以弘扬佛法，这就是“僧传”。其中以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释赞宁的《宋高僧传》最为著名，史称“三增传”。这些僧传既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文学史的宝贵材料，清代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曾利用过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举例来说，《全晋文》卷一百十八桓玄《与释慧远书》、《与桓谦等书论沙门应致敬王者》和桓…     

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

《莲社高贤传》所载陶渊明与高僧慧远法师等人结莲社一事虽与事实不符，但从中仍可反映出渊明对佛教态度的“通性之真实”。他不赞成放弃世俗生活的乐趣入山念佛坐禅，但并不排斥佛教的许多精义。他追求生活与心灵的自由自在，与后来的禅宗宗旨颇切合。由此观之，他的思想境界比慧远法师等人要高明得多。     

净影寺慧远著述考

净影寺慧远被中国古代佛教界尊为“隋代三大师”之一,著作宏富,影响深广。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慧远的著作,首次考定《敦煌宝藏》所载P.2141号写本残卷乃是其传本《地持论义记》的一部分;更为细密地论证了其《大乘起信论义疏》的真实性;具体地推定了慧远首次著述的时间和《大般涅槃经义记》的成书情况;同时亦简要论述了慧远对智顗、吉藏、元晓、智俨、法藏等重要佛学家的影响。对于慧远的研究,这都是切实的推进。     

试论《庐山记》在山水游记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兼与张大新先生商榷

虽说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说过“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但对山水真正产生“乐”,并实地去考察它、欣赏它、描摹它,把它写成有真情实感的专门山水记游散文,则是晋南北朝才开始的事。这当中,释慧远的《庐山记》(载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二)当为首推佳作。这不仅因为这篇描写庐山胜景的文章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因其有特殊的历史地位。释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原平县崞阳镇东)人,早年师事东晋高僧释道安。梁慧皎《高僧传》载,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他是有名的僧人,为当时南方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因其有出众的天赋,24岁就讲说佛经真义。但是佛理般若实相又实在有些难懂,尽管他反复诠讲,听的人还是越听越不明白。这时,“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惑者晓然。”这大概是中国僧人用中国的“土产”——道家学说成功解释佛教教义的早期范例吧。而且,他“虽老,讲论不辍”。这是慧远为什么能赢得佛门弟子“皆肃然增敬”。的     

唐诗辑佚正误二则

一、《过龙泉寺精舍》非孟郊佚诗而系孟浩然诗中华书局1981年版《全唐诗外编》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汝州部》所载,辑《过龙泉寺精舍》五言七韵为孟郊佚诗,误。此篇显见于宋蜀刻本、明铜活字本《孟浩然集》(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文同,仅题别作《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当系孟浩然诗。另有三证:其一,诗中“远公”、“虎溪”二典并出自庐山,前者见于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后者见于《莲社高贤传·百二十三人传》。考孟郊一生并无     

中韩诗文中的三笑题咏

据旧题晋无名氏所撰《莲社高贤传》载,慧远雅重陶渊明与陆修静,打破“送客不过虎溪”的惯例,“语道契合,不觉过溪,因相与大笑”。尽管不乏学者对这类逸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唐宋以来“虎溪三笑”不时出现在艺术家笔下,成为诗文或绘画中的有趣题材。这一题材也受到海东艺术家与文学家的关注,不仅引来丹青摹绘,还出现诗文题咏。他们或向往“一笑乾坤窄”的“千古风流”,或追究三贤是否“同调”,或解析慧远“破戒”之因,诸多题旨既可形成与中国相关诗文的参照,也可反映域外文学家对慧远等三贤的评价意见。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对《离骚解诂》的几点意见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一期刊载的《离骚解诂》一文,作者系长期研究,学有独到。但也有一些说法值得商榷,需要探讨。如: 恐皇舆之败绩 作者认为王逸释“舆”为“车”不确。而说:“舆假为旅”。“皇旅即王师之意。败绩,乃就皇师而言,若舆为车则不得言败绩”。 今按:古书用“败绩”,其义有三。一、《左昭十一年传》“大崩曰败绩”。指军队打了大败仗。《左庄十年传》“齐师败绩”《左僖二十八年传》“楚师败绩”;《左成二年传》“齐师败绩”;《国语·周语》“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吴语》“齐师败绩,吴人有功”,“楚师败绩,王去     

支遁与晋末玄言、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 ,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 ,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 ,扩大了佛学的影响 ,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 4世纪后半叶 ,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 ,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 ,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 ,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 :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 ,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 ,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 ,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一代佛学大师。他深居庐山,却能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除了佛学理论体系外,在佛教的诸多方面如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对其师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一举成为整个佛教丛林当之无愧的领袖。     

《春秋》学文献研究二题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的“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不涵盖“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根据二者得不出孔壁所出包括《左氏传》、刘歆认为《左氏传》出于孔壁的结论。《汉志》之《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免时难”,指的是避免“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对《左氏传》的毁坏,不指“避免当时之祸乱”等;《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口说”,指的是基于“（孔子）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之“异言”而产生的《春秋》经的解说本身,具体即《公羊》《谷梁》《邹》《夹》四家之《传》的“前身”,不指《春秋》经的解说的存在与传播的形式——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存在与传授。     

论道安《阿毗昙序》中的几个问题

僧伽提婆将《阿毗昙八犍度论》译成汉文后,道安旋即作《阿毗昙序》,高度肯定了《阿毗昙八犍度论》。而道安在《阿毗昙序》中所说的以“义第一”著称的迦旃延并不是《阿毗昙八犍度论》的作者,事实上《阿毗昙八犍度论》真正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和迦旃延同名的佛涅榘后三百年的说一切有部论师。     

《春秋》书诸侯谥号体例考析

《春秋》书诸侯葬后举谥似乎无一定体例,“三传”对此各有阐释.为此,以《左传》文献为依据,结合“三传”的观点,通过对其归类整理、梳理、考析,剔除其不合理之处,认为《春秋》书与不书诸侯葬谥有其独特的书法体例,即以内鲁和同盟为前提,国君之是否礼葬为书同盟诸侯的标准,而吴楚僭越、夷狄和灭国则不论同盟与否均不书.     

形式即内容——“五失本三不易”中的语言哲学

重意轻言、重质轻文一直是先秦语言哲学的主流,对佛经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中可以推断出,“本”是指原文内容,道安认为形式即“本”(内容),主张“案本而传”的“质派”译文,并讨论了翻译中可能涉及的形式损失.“形式即内容”的语言哲学体现了佛经翻译对内容的终极追求.     

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引《诗》异文略考

据初步整理,《一切经音义》引用了《诗》各类文献,包括经、传、注等,共计约740条,实际引用《诗》经文计约338条.其引《诗》名称较杂,主要有:《诗》《毛诗》《韩诗》《诗传》《毛诗传》《韩诗外传》等.其所引“《诗》”“《毛诗》”内容多为“正文”,而“《韩诗》”等多为“训释语”等.通过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诗》与今本《诗》的异同比较,可以揭櫫《一切经音义》引《诗》的概貌及价值.     

支遁与晋末玄、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扩大了佛学的影响，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4世纪后半叶，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湖北在禅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考略

禅文化在中国经历了禅学与禅宗两个发展阶段:道安在湖北襄阳注疏禅籍,深刻影响了早期禅学的发展方向,慧远把念佛与禅修结合开启了印度禅学中国化的序幕;道信与弘忍在黄梅开创的“东山法门”,是禅宗创立的标志.自弘忍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其宗门渊源及领袖皆出自“东山法门”.如今以四祖寺、五祖寺为核心的黄冈地区佛教丛林,以弘扬“人间佛教”、实践“生活禅”理念为己任,继承发挥地域文化传统优势,形成鄂东禅宗文化圈.湖北不愧为中国禅文化的策源地、禅宗的发祥地、禅学领袖及禅宗祖师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