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红楼梦》的戏曲文化内涵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小说,勃兴于康乾时期的古典戏曲艺术是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为代表的古典戏剧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楼梦>对戏剧活动的细致描写,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典戏曲文化发展与传播的状况.     

《诗经》--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研究<诗经>,古已有之,而探讨<诗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显著的地域文化现象则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诗经>的一个切入点.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齐文化和宗周文化等若干鲜明的文化现象.     

后上帝时代的等待者--对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的文本分析

以西方文化的总体历史为背景对<等待戈多>进行文本分析,认为<等待戈多>表现的是西方人在后上帝时代的精神处境.<等待戈多>显示出西方人重建有意义的宇宙秩序的努力.在上帝死后而新的超越理想尚未建立之前,<等待戈多>是西方人的宿命和使命.     

汉代《易》的承传与《易》学的演化--《两汉群经流传概说》之一

先秦<易>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汉初传<易>者继起,<易>学开始成为显通学派.昭、宣以迄西汉之末,今文<易>前后承传大畅其势,以孟、焦、京为代表,形成新的<易>学体系.东汉<易>学的演化表现在今文<易>学与谶纬的合流,以及古文<易>学的由微而显.汉代官学地位的确立大大推动了<易>学空前广泛的流传,而象数说的突出发展构成汉<易>主要特色.     

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由神学文化形态转变为世俗文化形态.这次转型确立了作为人文主义精华的心学传统,这是今天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但同时也逐渐失落了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这是与现代性相悖逆的.这次转型经过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经典表征<易经>观念是其发端,<左传>筮例是其发展,<易传>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来成为中国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日本文化对异文化的受容模式--以古典文学为中心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异文化的民族,通常是通过"拟似"、"驯化"、"创造"这一模式来受容异文化的.本文通过<怀风藻><万叶集><日本灵异记><三教指归><十住心论>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对这一文化受容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从《刘三姐》到《印象·刘三姐》--一个现代大众文化文本分析

民间传说中的刘三姐故事蕴涵了民间伦理、智慧、想像与情趣.电影<刘三姐>在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同时,也体现了相当浓厚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是对电影<刘三姐>的再创作和再加工.它利用了电影<刘三姐>的文化资源和桂林山水的旅游资源,以现代理念、现代传媒手段制作了一个具有国际性、时尚性的现代大众文化产品.关于<印象·刘三姐>个案的分析,对思考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某种启迪价值.     

论《受戒》的文化意味

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主要是其巨大的文化魅力所致.本文分析了<受戒>产生的文化基础,揭示了<受戒>在情节、人物、艺术描写中流露出来的文化意味.     

圣婚仪式原型的隐喻：－《诗经》的另一种解读

<诗经>的意象象征是在原始文化传统基础上创造的"有意味形式”,然而许多年来诗评家们却以现代文化观念去研究.错位文化观念的解读使<诗经>的本来意义被遮蔽了.把<诗经>还原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始文化的联系中去解释,就会惊奇地发现,<诗经>的许多内容是远古圣婚仪式的隐喻.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简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三个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和大后方战场,共同构成全民族抗战的完整图景,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相联系、互相融通的关系。三个战场各有其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基本特征,国共双方在三个战场上又团结又斗争、又联合又斗智,在共同抗日这个民族大义和民族担当的大问题面前表现出不同的胆识和作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成长是个曲折、艰难、复杂的过程。把大后方视为一个特殊形式的战场,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最主要的是,这是当时全民抗战,保卫每一寸国土,寸寸山河寸寸金,每寸山河都是神圣领土不容侵犯的“全民大战场意识”的反映。本文提出“三个战场”的理论,并通过对三个战场的特点和作用进行历史的、辨证的分析,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和引领的全民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革命的主要形式,它的基础是国共合作,它从民族最终命运的价值观上,体现了国共两党同是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起着引领作用的主体力量。抗日战争三个战场的胜利,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全民族的空前觉醒的胜利,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作出了特殊的最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苏共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应用、发展、创新的过程。在苏共兴衰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从十月革命到共产国际,从苏共二十大到中苏论战,从斯大林模式到苏联解体,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就苏共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进行历史探讨,旨在从外部环境的视角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伪军宣传工作研究

对伪军的宣传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重要决策之一。中国共产党分析了对伪军开展宣传工作的可能性,制定出宣传策略,并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对伪军进行宣传工作。这削弱了伪军的战斗力,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区的通邮——以华北之晋绥边区为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各战区邮政能够互相畅通，在中华邮政协助抗日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畅通，更好地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共两区正式通邮的号召。晋绥边区为切实贯彻通邮号召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了国共两化信息畅通，为更好地合作抗日做出了贡献。     

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再认识——以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问题为视角

中国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代表团问题源起于1944年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从根本上讲,中国代表团问题是国共“联合政府”之政治争议的延伸,反映了国内政治力量独裁与民主的不同诉求。在中国代表团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罗斯福政府特别是总统本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折射出抗战末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现的新变化。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苏两国的不同结局

文章分析研究了中苏两国共产党在调整与社会党政策的不同出发点和不同做法 ,指出了中苏改革产生不同结局的一个重要视角。不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揭示了共产党与社会党调整关系的必然 ,更提醒共产党人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坚持自己的主体性 ,保持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清醒态度 ,才能在改革中受益。     

尼克松政府对中苏冲突的评估、分析与决策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冲突彻底公开化。对此,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周密的调研和分析,认为苏联更有可能是中苏战争的挑起者。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政府预估了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规模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在。围绕如何应对中苏冲突,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着"亲苏派"、"中立派"和"亲中派"的分歧。经过深入的讨论,尼克松政府决定执行"维持当前政策但更多地偏向中国"的策略。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始自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进行理论创新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因而,抗日战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