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巨大规模的国家贩毒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是此后日本发动一系列扩大侵略战争的桥头堡和发源地,也是众多大规模殖民、奴化政策的实验场,在鸦片政策上也是如此。伪满洲国的财政制度乃至鸦片专卖制,都是在日本大藏省派出官僚的指挥和参与下制定的。整个伪满洲国的制度体系都采用了日本的模式。在统治区内大肆收购民间鸦片甚至强制掠夺,冒险到华北、西北各地以及国外采购走私鸦片,管理日朝侨民贩毒问题以及对上瘾者登录等,都表明在伪满洲国财政体系中,实施鸦片专卖制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政策。该文主要依据日文相关资料对日本当局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贩毒事实进行分析,揭示其实质是日本为满足侵华需要而进行的有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国家贩毒。     

《大公报》与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

《大公报》是 2 0世纪 30年代开发西北的积极倡导者。“九一八”事变后 ,它最早地意识到西北问题的重要性 ,拟把西北作为救亡建国的基地 ,并对西北进行了深入实际的报道。提出从交通水利入手 ,改革行政吏治 ,禁种鸦片 ,科学利用西北资源 ,恢复农业生产 ,培养西北人才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现西北整体开发等有价值的观点。这些思想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意图有所不同 ,而且国民政府也不可能实现《大公报》开发西北的设想。     

晚清时期西北地区的毒品问题及其治理

该文研究了晚清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从烟毒输入地到烟毒输出地的变迁和由此引起的西北地方政府对烟毒实施治理的措施和对策 ,并从历史环境、文化心理、人文地理、法学等角度探讨了鸦片在西北地区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晚清浙江鸦片流播问题述论

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凸显。台州、温州等地种植罂粟和售卖鸦片,宁波、杭州、嘉兴等地鸦片走私猖獗,外国鸦片和本地烟土在浙江境内蔓延。地方官员面对外国烟贩、外省烟贩、本省烟贩、吸食者和盗匪游民等利益群体,积极调整措施,虽未能彻底遏制烟毒蔓延,却也提供了难得的禁毒经验。     

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

1839年,清政府实行严禁鸦片的政策,英国政府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保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后,鸦片危害愈演愈烈,成为近代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就鸦片战争后到1919年的外国鸦片问题、国内种植罂粟问题以及清政府和民国初年的鸦片政策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和总结.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

探讨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决策,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鸦片问题的摇摆不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摆在清廷议事日程上最急迫、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鸦片的问题. 鸦片是具有药物功能的麻醉性毒品,原产地不在中国,由外国商人贩运来华.早在1729年,清雍正帝就颁谕禁止贩卖鸦片.1800年,嘉庆帝颁谕禁止鸦片进口和在国内种植罂粟.由于清政府统治集团的腐朽,禁令等于虚设,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怎样解决鸦片走私进口所     

略论曾国藩

嘉庆年间(1796—1820),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与接踵而来的天理教农民革命风暴,如同滚滚惊雷,震撼着清封建王朝。英国侵略者对华的鸦片走私,变本加厉,特别是到了道光(1821—1851)初年,一道走私鸦片的黑流,滔滔不绝地涌进中国,与此同时,英国兵船不断在广州海域进行武装挑衅,英国侵略者并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武装叛乱,祖国的西北边陲也     

三十年来四川鸦片问题研究述论*——兼论《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分布及价值

清季民国四川鸦片泛滥,对四川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三十年来,学界对四川鸦片问题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从时 间来看,偏重民国时期;从地域来看,偏重考察四川全省;从内容来看,偏重研究民国四川烟祸与禁烟问题。要之,缺乏清代四 川区域鸦片问题个案研究。幸《南部档案》保存鸦片史料卷宗较多,为研究清代南部县鸦片问题提供可能。     

张之洞关于鸦片问题的思想及活动

张之洞的宦海生涯几乎全部是在鸦片泛滥之区度过的,如何对待鸦片一直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样,关于鸦片问题的思想及活动便成了他一生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索,为全面评价张之洞尽一点绵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状况及影响

虽然历届政府均实施禁烟政策,但由于军阀、土匪的参与、包庇、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走私贩运以及烟毒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等原因,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烟毒问题仍相当严重。不但具体表现在种、贩、运、售等产销渠道,更表现于数额庞大的消费群体。烟毒对华北农村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个人、家庭与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还激化了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      

左宗棠对近代甘肃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

左宗棠在就任陕甘总督 ,督办新疆军务期间 ,对甘肃的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采取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举措 ,主要涉及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引桑植棉、禁种罂粟等方面 ,并取得了明显的实绩实效 ,为甘肃近代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研究总结左宗棠的环保思想及政绩 ,对今天搞好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论清末山西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毒品的泛滥成灾,是近代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山西一省行销的土烟量即居全国第二。鸦片烟毒使山西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在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山西成为全国禁烟的典范。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禁毒斗争提供经验与教训。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     

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受鸦片暴利的驱使,四川省广种鸦片,川土的销售和消费都很旺盛,烟土税也成为全省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但旺盛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乡村地区生产结构的巨大变动,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趋畸形,因而四川也成为了禁烟的重点省份.经过几届政府官吏的努力,四川省的鸦片在清朝覆灭前几乎禁绝,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义,但也使当时一些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西康境内烟毒泛滥，给西康民众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西康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禁烟举措，成立禁烟组织机构，完善禁烟法律法规与办法，加强禁烟宣传力度，在禁种、禁运、禁贩、禁吸等方面均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禁绝鸦片烟毒。     

1929—1937年陕西植棉业的发展及其影响

陕西省棉花早有种植,清末就已开始进行植棉业改良。1929年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陕西植棉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对于减少陕西鸦片种植、改变社会风气,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为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