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理学在现代的分歧

从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开始,心学与理学的纷争就没停息过,并在现代学术发展中延续着。冯友兰以“底”和“的”的区分来标志真际和实际,认为有真际的宇宙之心,而没有实际的宇宙之心,这就把心学问题变成了一个逻辑问题;熊十力则想要以性智统量智,在证会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这是以心学统理学。现代人对心学与理学的理解不可偏颇,心学挺立主体、提倡自由,理学注重文化、倡导实践,二者相互需要。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天台宗智岂页的佛性论思想

关于智岂页的佛性论思想,可通过“三因佛性”、“无住本”、“妙有佛性”、“一念无明法性心”四个环节进行把握。智岂页的佛性论思想中已经有较明确的主客之分的意思,其强调的重点,在于试图扩张主体理性能力,并以此统一主客体。智岂页的“一念无明法性心”范畴,实际上成为其判教标准,而且也是整个天台宗教理体系的基本纲领     

许衡理学心性论探析

心性问题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许衡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讲“明德”之本性,以存养、持敬讲变化之气质,以心统性情的结构来诠释心与性、情的关系,提出以仁为体、以知觉为用,在继承、吸收、综合和改造宋代理学各派心性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为理学心性论及元代程朱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真德秀学术思想及其价值指向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了二程、朱子、象山以来理学的精髓,吸收了佛学等思想的成分,形成了以“参取”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心性论、修养论构成的内圣之学和资治论、实学论构成的经世之学的思想体系。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李屏山对张载思想批驳之述评——以《鸣道集说》为中心的探讨

金代学者李屏山的《鸣道集说》从以佛为主、会通儒道的“三教合一”立场出发，对宋儒的辟佛言论给予了反驳。其对张载的批驳主要从“气”与“心”的存在论互应，“尽性至命”与“性情两分”的心性论互应，以及“存顺没宁”与“涅槃寂灭”的价值论互应三方面展开。其说虽未进入张载思想的语境并切中要害，但也体现了理学在与佛学遭遇后的理论争执。而李屏山站在理学之外的角度对理学家辟佛言论的批评，也能为我们了解宋元之间理学思想的发展以及三教关系的演变提供一定的借鉴。     

神思与灵感：刘勰与柏拉图创作构思论比较

刘勰以“神思”为代表的创作构思论与柏拉图以“灵感”为代表的创作构思论,既有类同性也有差异性。类同性体现在二者都带有神秘的理论色彩,强调作者情感的重要 作用;差异性则体现在二者对创作构思来源、创作构思前作者主体的状态、创作构思过程中作者主体的状态等问题的认识有所不同。这也反映出中西文论在审美上的共通性和差异性。     

学报主体视野论

学报主体视野论郝丹立（四川教育学院学报）“主体视野”是相对于“客体需求”而言的概念。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由于社会分工日趋复杂，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了纷繁交织的互为主客体的关系，对方的需求就同主体自身求发展的意愿一起，形成主体所...     

认识如何产生——胡塞尔现象学视野中的唯识学“五心论”

唯识学的“五心论”与胡塞尔后期的“被动综合分析”均是从发生论或生成论的角度,亦即从认识活动产生过程的角度出发对认识产生机制的阐释,二者之间存在颇多相合之处。唯识学“五心论”所说之“五心”相续的过程共包括两类意识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也就是感知外界对象并对其产生明确了解的过程,以及形成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及各类情感或行动意愿。其中,前者包括“率尔心”“寻求心”及“决定心”,这三心分别是“认识活动的触发阶段”“认识对象的构造阶段”以及“认识活动的完成阶段”;而后者则包括“染净心”与“等流心”。二者之中,前者是基础性的意识行为,后者须奠基于前者之上。通过对唯识学“五心论”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可以看出,意识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与反映,在认识过程的各个阶段上都存在着复杂的意识活动,即便这些意识活动是在主体未曾主动参与其中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意识并非如同镜子一般简单地映照对象,而是通过复杂的活动构造对象。     

支愍度与“心无”义新探

“心无”作为魏晋解空的重要一义,为现代佛学研究所关注。依据《世说新语》肯定支愍度创立“心无”义,仍存在疑问。《世说新语》以“伧人”称谓南渡北人且以“谋食”描述愍度南渡,提供了心无义产生、流布的地域信息。南朝佛教的僧史、经录、题赞皆不言支愍度创心无说,根本原因在于“心无”与“本无”“即色”一样,实有二义。法温《心无论》所言乃“心无”旧义,支愍度乃“心无”新义的初倡者。心无之新旧义,皆肯定“心”(种智、圣智)之观照作用。旧义所谓“心无”指“内止其心,不滞外色”,新义所谓“心无”,强调“心豁如太虚”。心无义与中古思想、信仰有多方面交涉。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试论朝鲜中世纪北学派的文学观念

北学派①崛起于朝鲜18世纪后期。这是以开放性的文化意识为主导,主体性的审美趋向为途径,冲破中世纪桎梏为目标的具有近代文化因素的流派。北学派的文学观念与他们的主体意识之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现实的主客体关系中深划地进行自我反省,从而认识了自我,确立了自我。洪大容就论生命主体的独自性指出:“异端虽多端,其澄心救世,要归于修己治人则一也。在我则从吾所好,在彼则与其为善,顾何伤乎?”②“难齐者物,而心为甚。人各有好尚,孰能一之。然则各修其善,各效其能,要以祛而善俗,则何害于大同乎”③在这里论者特别强调了生命主体     

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以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为基本精神,它与以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为基本精神的西方哲学应可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生活观,即理想的生活之道是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天台宗智(岂页)的佛性论思想

关于智(岂页)的佛性论思想,可通过“三因佛性”、“无住本”、“妙有佛性”、“一念无明法性心”四个环节进行把握。智(岂页)的佛性论思想中已经有较明确的主客之分的意思,其强调的重点,在于试图扩张主体理性能力,并以此统一主客体。智(岂页)的“一念无明法性心”范畴,实际上成为其判教标准,而且也是整个天台宗教理体系的基本纲领。     

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理学太极观与丹溪医学

丹溪“参之以太极之理”,一方面肯定“动”对万物生化的意义,另一方面认为“妄动”则是病因。由五性感动而悟出妄动伤阴。而妄动者,相火也。引动相火的是“人欲”,强调“人欲”在发病学上的意义。主张在养生上节食色之欲,以静制动,人心听命于道心。所以太极动静之理是理解理学对丹溪医学影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