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的政治学解读

本文对《鹿鼎记》从政治层面加以解读。     

金庸小说与《周易》

金庸小说不仅有精彩的武功描写 ,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金庸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周易》的影响密不可分 ,这种影响表现在武功描写、人物设计和理想追求三个方面。正是由于金庸将《周易》学说融入到他武侠世界的武功、生活和理想之中 ,融入到对历史和现实、人性和人生、社会与文化、英雄与人格等的思考之中 ,因此 ,他的作品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金庸小说中的“成长模式”

金庸将"成长模式"引入其武侠小说,努力将江湖世界描写成现实生活的缩影,刻意描写侠客们在其中的困惑与成长,常常能给读者带来思想的启迪。这就使他的小说在热闹、好看之余,多了些挥之不去的余韵,加大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金庸小说与禅宗

金庸小说表现了丰富的禅宗文化。作品不仅涉及了禅宗的公案、典籍、话头、机锋、宗派、教义,还涉及了禅宗的神通妙用和证悟知解。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探索人生要义,创立武学境界,使作品呈现出了极大的艺术张力。     

论“修改”对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的崇高地位与他的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有很大的关系。金庸是武侠小说历史上第一位在文学观念上"觉醒"的人,他突破了关于武侠小说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把武侠小说和纯文学相提并论,并身体力行提高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局面。"修改"对于成就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性意义重大,它提高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级别和档次。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对武侠小说文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金庸小说的主题演变与儒学反思

金庸小说的主题以理想主义开始,逐渐过渡到批判主义,最后以解构主义结束。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除了表现最为常见的侠义精神之外,还隐藏有一条儒学线索,其中既有对儒家精神的张扬,也有对其不足与缺陷的反思,这为我们重新审视儒家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     

“具身体现”的武侠书写——以金庸《射雕英雄传》为中心

对武侠文本(金庸作品)现代性与先锋精神的阐释,可理解"武侠为何","武侠何为"。武侠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身性",身体是核心主题、关键视角、主要叙事。本文运用身体社会学理论,以金庸先生《射雕英雄传》为例,描述与分析以身体为核心的武侠文本运作机制:侠客通过身体规划,形成"身体图式",变得"身手不凡",产生出超能力;侠客以身体为中介,介入社会生活的各场域,形成种种"义"的叙事,完成身体实践;侠客重返身体,"道成肉身",践行身体的乌托邦。由身体图式—身体实践—身体乌托邦所构成的运作机制,生产出的跨类型、超媒介的武侠文本,成为当代社会所谓"受控的情感解控"文化机制(如体育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也成为隐喻性的"武侠秘籍":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里,如何通过身体的运作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整合在一起,实现肉身的超越(武)与精神的超越(侠)。     

侠情与武功:金庸武侠小说的创新性集大成——《书剑恩仇录》与《卧虎藏龙》的比较研究

金庸的发硎之作《书剑恩仇录》与王度庐的名著《卧虎藏龙》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研究金庸小说从民国武侠入手更具学理性。王度庐的侠情皆走向悲,而金庸的侠情以喜为主,更符合类型小说和大众文学的创作规律。而在武功描写上,金庸则以武功的多样化、打斗的具象和过程化、武打场景的结构化三方面大大超越了王度庐,他的创新性集大成使其成为武侠世界的主流。     

金庸小说研究史略

195 5年以后 ,金庸小说在香港陆续发表 ,次第进入台湾和大陆 ,同步辐射东南亚和欧美华人圈 ,经历了从大众阅读到经典命名的过程。金庸小说打破了习惯的文学史叙述结构 ,在当下多元文化的多重立场中怎样认识金庸 ,金庸小说研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庸小说中的鲁迅维度

在金庸小说中,存在着无可辩驳的深层次的鲁迅精神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对个性解放要求的追求和对“吃人”文化的批判方面.鲁迅对金庸的这一影响再次表明,通俗文学创作同样可能造就一些杰出的文学大师和巨匠.     

论金庸小说的生命意蕴

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生命意识问题，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论及，但大都尚欠全面，对金庸小说中的原始生命力问题更是关注不多，本文力图从此处切入，着重从“义”、“勇”、“情、“趣”四个方面展开，旨在较为全面深入地阐释金庸小说文本中流动的生命意蕴。     

金庸武侠小说的现实指涉与理想人格建构

由于对人的强调以及对娱乐价值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对人性的发掘、生命情趣的展现 ,从而使金庸武侠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现实”品格。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 ,表达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寄寓了对生存价值与意义的思索 ,给大众以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召唤 ,并体现了对现实反拨的意向。     

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探秘

金庸武侠小说影响的不断扩大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它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本文从小说表现出的武力歼敌的野性满足、情感宣泄的酣畅淋漓、一定程度的神话品性和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奇幻色彩和明显的游戏品格对读者想像力的充分促发四个方面 ,论述了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对读者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主要是因为它使读者的生命本真状态的渴求得到了艺术地实现。     

王朔评金庸引发的思考

金庸和王朔代表着两种文化符号 ,他们的撞击给世纪末沉寂的文坛一次不小的轰动。从历史看 ,打乱原有文化秩序的不一定从精英文化开始 ,而是从流行文化开始 ,因为流行文化是属于大众的。金王之争 ,一言以蔽之 ,应该是建设我们有思想、有人格精神、有生命力的现代文化。     

金庸笔下的偏执女子

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非常丰富,尤其以偏执女性更加富有特色。她们是封建男权的牺牲品,有着永远无法安顿的灵魂,她们是走投无路的叛逆者,是命运的抗争者,更是偏执的固守者。在与自身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她们的叛逆与挣扎被无限放大,坎坷的命运与扭曲的性格使她们成为女性中的偏执狂。这些夸张变异的女性形象,是对中国传统妇女形象的颠覆。金庸笔下的偏执女子主要有因情偏执和因武偏执两种类型,金庸塑造偏执女子的成因主要有男权压制以及多元化创作的需要与现代意识的动因这两个方面。     

90年代文学语境下的金庸

90年代通俗文学的勃兴、纯文学的边缘化以及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联袂主演” ;人文精神倡扬的“天鹅绝唱” ;价值失范、道德滑坡、庸常生活引起的对传统的道德理想和英雄主义的潜在“冲动” ,共同构成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在 90年代大陆“学院”、“民间”、“文化传媒”全方位成功认同的文学语境。本文对此予以粗略的勾勒和分析。     

论二十世纪的文化精神与金庸的身份辨认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把金庸排除在与二十世纪新的人文精神的联系之外。但在金庸身上还存在着一种情感立场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对立 ,二者在其小说中体现为一组建构和解构的矛盾。站在传统文化本位上的情感立场 ,促使金庸总想从传统中建构出一种理想英雄 ;可现代理性精神又一次次地把这种建构的努力打得粉碎。其内在矛盾客观上也限制了金庸小说所达到的现代理性高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审美中心主义”批判——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审美中心主义”表现为一切以审美为标准,文学作品越具有审美价值,在文学史中就越有地位。中国现代文学以审美为本位,就意味着功利性、娱乐性和消遣性的文学没有地位。我们承认文学的审美性,但同时又反对把审美唯一化、绝对化、本位化。金庸现在被奉为“大师”,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武侠小说,而是因为其武侠小说特殊性所隐含的一般艺术性。     

文化定位--金庸武侠小说批评的理论前提

当前文学批评对金庸武侠小说评价的巨大差异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文本,同样的文学现象,不同的批评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评论?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批评是否立足于其恰切的文化定位。我们只有立足于其大众文化定位才可能对金庸武侠小说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金庸笔下的海宁府

金庸先生是海宁袁花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乃是由一个在海宁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