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何以可能——对麦金太尔德性论的研究

针对西方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理论危机,麦金太尔提出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以结束道德领域的混乱与无序.本文通过对麦金太尔思想的研究,分析这种回归传统的可能性及面临的困境,对我们国家今天的道德建设提供一种思路.     

麦金太尔德性论及其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麦多太尔十分重视实践,强调德性应该贯彻到实践中。他所理解的实践就是人们通过生产实践来追求这种活动的最卓越的过程,以此来获取该活动的内在利益。如果缺乏一定的德性对大学生的学生、生活,乃至于方方面面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麦金太尔的德性论对我国的道德生活,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具有深刻的启示。     

复归与重构——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问题探究

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亦是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中心论题。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思想的形成是以其对当代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刻剖析为前提和基础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完全占据了道德的中心位置,人类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返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要么接受后现代的道德虚无主义。麦金太尔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德性论为道德实践提供合理性说明,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而重构道德合理性原则的唯一途径就是复归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     

麦金太尔对道德合理性的反思与探讨

麦金太尔认为,要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就必须复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是以形而上学的生物学目的论为前提、以希腊城邦伦理为基本维度、以善的生活为核心要素的。在批判继承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麦金太尔指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内在善物,实践的完整性要求实践主体践行德性。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回归和扬弃,也是对道德合理性问题的有益探索。     

麦金太尔正义观解析

自古以来，正义就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对正义进行过论述，正义成为古希腊的四主德之一。在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也专门进行过论述。在现代西方，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麦金太尔作为美国当今在世的伦理学巨擘，立足现实，以鲜明的历史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对正义进行阐述。由此形成了独奠特色的正义观。了解麦金太尔的正义观，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正义理论的演进过程。深刺认识正义的本质。     

论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当代学术界对麦金太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他的道德哲学,而较少关注他对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批判。实际上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植根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现代国家道德层面上的政治合法性争论的背景下,麦金太尔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时独树一帜,而他对现代政治所持的批判立场也极具现实意义。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麦金太尔对实践与德性关系的阐释及其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正如在《追寻美德》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一样,麦金太尔认为当今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道德信仰危机,并认为对传统的德性观念的普遍抛弃、对外在利益的盲目追逐以及将德性与实践相分离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只有重拾传统之德性观念,将它贯彻于人类实践活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危机。当前我国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我们或许可以从麦金太尔对德性与实践的阐述中得到启发。     

论道德稀缺性与德性复兴

道德稀缺性既受制于道德资源配置的稀缺性,也包含主体道德心理、能力和行为的稀缺性。对于道德稀缺性问题,经典的伦理学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和解决路径:功利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人类破解道德稀缺性难题提供了动力,但其缺失解决此问题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义务论的主要贡献是避免了功利论处理道德稀缺性问题时的片面性和整体性思维的缺失,但却容易流于平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阈限。而德性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其“中道”思想及对于善的内在追求,既符合破解道德稀缺性难题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又符合这一问题解决过程的渐进性特点。可见,作为完善论伦理学范畴的德性论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天然优势,德性论的复兴也显得更加必要。     

德性的困境及其超越──对麦金太尔德性观的思考

麦金太尔认为,德性的失落是启蒙运动以近代自我观念取代传统目的论的结果,它导致近代思想家们为传统德性寻求合理性的努力失败。然而,由于他忽视了近代文化转型的客观必然性,致使他所设计的德性超越之路成为一厢情愿。事实上,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已经破坏了传统道德的作用机制,德性的表现方式也由主体自律转向制度约束。因此,只有以制度的正义性为基础并辅以相应的社会改革和文化引导,才能逐渐走出德性的困境。     

哈贝马斯的伦理思想研究——兼与麦金太尔相比较

随着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流派划分的出现,流行观念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进而在研究中过分注重它们的差异、区分,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梳理哈贝马斯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过程时,力图尝试将麦金太尔的社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立场进行比较,在寻求他们共同性的前提下来论述他们的差异,并以此为背景进一步考察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原则的建构。     

网络伦理:本土资源与全球性道德共识

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网络伦理的本土化与全球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我国的网络伦理研究应当立足独特的国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可用的伦理资源,以使其成为能真正影响我国网民心理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无国界性,又应当在全球性的网络活动中谋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共识,参与整合出不同国家的网民所应共同遵循的基本网络伦理规范.     

反思应用伦理学——兼论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的关系

应用伦理学在西方的兴起对以前的理论伦理学构成了一系列挑战,并为伦理学研究构建起了全新的平台。应用伦理学对问题和实践的强调使传统伦理学建立大一统的理论体系的旨趣大大削弱,并动摇了传统伦理学的普遍主义与绝对主义;应用伦理学在回答“应用什么”、“应用于什么”和“如何应用”等问题时扩展了传统伦理学的外延,并突破了对理论与应用之关系的传统理解;应用伦理学对权利的关注改变了传统伦理学对道德义务的过分强调,并改变了传统伦理学所理解的道德概念。应用伦理学的这些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伦理学的扬弃与超越,使伦理学研究的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     

论道德的多元化与道德的泛化

道德的多元化是西方伦理文化的重要特征,而道德的泛化则是我国儒家道德一元化的表现,中西伦理文化这一两极对立的特征分别有着不同的表现,二者各自由地理环境、经济因素、外部文化环境这些两相悬殊的不同条件而造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拒斥道德的泛化而采取道德的多元化立场。     

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道德感理论探析

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家依据伦理学知识本身的逻辑发展,在与唯理主义伦理思想的论争中提出了道德感的概念,认为道德感的本质就是道德起源于人的感觉上的苦乐,即情感;主张尊重人的道德情感,反对利己主义。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考察和研究道德感问题,在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道德磨砺

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传承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推动高校大学生的道德磨砺,主要体现在儒家仁爱自律的伦理道德观对道德品格的涵养,道家、道教真朴寡欲的生命道德观对道德情感的陶冶,以及佛教利他向善的社会道德观对道德境界的提升。     

论“以德治国”与思想道德建设

江泽民“以德治国”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德治”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但“以德治国”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要以“以德治国”的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现代化中的传统道德与传统道德的现代化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道德问题 ,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能绕过和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其实也是不断扬弃传统道德的过程。同时 ,传统道德自身也存在着一个自我不断发展的过程 ,实现传统道德自身的现代化 ,是传统道德的必然出路。现代化中的传统道德和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二者相互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业之中。     

当代中国法治与社会道德环境

当代中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环境系统由社会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社会主体行为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社会道德评价环境共同构成。道德认知只有外化为道德主体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统一的行为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则是由法权威的合道德性与合法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也同样是法权威的获得依据和保障。一定社会的法治总是对它的社会道德评价环境有着其固有的要求。就当代中国法治而言,这种要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道德的一致性、道德的先进性、道德追求目标与法治目标的同趋性。     

论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种类很多,它们有着共同的道德价值规范和准则,表现为以仁为本、义利统一、诚信敬业等传统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观,传统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特色的成份,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独具魅力,仍然是现代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道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