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史记》与神话传说——《史记与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从史料来源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巨著《史记》与古代神话传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指出司马迂的蒐集、整理、加工和改造,使古代神话传说不仅成为《史记》上古史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同时也赋予了《史记》的文学色彩。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诸方面文学因素,对读者颇有启发性。     

西汉今文经学对《史记》本纪写作的影响

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取得了官方思想的地位,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即从《史记》中有关内容出发,揭示了今文经学对《史记》写作的影响,重点论述了《史记》本纪部分所体现出的今文经学的观念。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史记》“孔老对话”的多重意蕴

《史记·老子传》中,孔、老对话内容的来源和真实涵义一直未受置疑,但考诸史实,实为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之笔。在《老子传》和《孔子世家》中,司马迁结合自己深切的人生经验,借老子之口,隐秘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和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一个个人化的批评：这就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摆脱某种既成价值观的束缚,在一个充满暴力、危险和陷阱的世界上,如何享有一个安全和幸福的生活。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史记》“尚让”思想探究

中华民族"反争尚让"的思想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通过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整合,以史传心,"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统的"尚让"思想.在诸多让名、让利、让位、让生、让国,乃至让天下的史事中,体现着太史公追求的人人自律、崇礼贵让的道德理想,和"天下为公"、礼让为国的政治理想.其"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社会理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试论《史记》强烈的抒情性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史记》,不仅因其以独创的“纪传体”记载悠悠千载的中华历史而傲立史林,后世无与争锋,也因其以“史诗性底笔峰,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底旋律”,表现出浪漫的激情、激烈的壮怀和满纸的幽愤震憾,打动着无数读者的心弦。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史记》中的“诸子”

古代哲学“诸子”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的记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至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系列篇幅不一的战国思想家传记。然而,在这些叙述中,个人的生平、思想和著述交织混杂,方式多样而不均衡,并不构成了解中国早期思想与思想家的可靠导览。《史记》对不同思想家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大量文本遗产未在其中获得充分呈现,但是,它发展了几种独特的作者模式,包括文本素材库的匿名汇编模式,以及因困厄不得志而发愤著书的个人经验模式。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出身低微而富于远见,或影响了历史发展动态,或富于母爱,或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或生前有非凡之举,身后事迹被后世广为传颂。     

论《史记》的心态描写

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而司马迁个人特殊的个性气质也促使他深入到历史人物心灵深处与之交流 ,这两个因素使司马迁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心态。文章运用心态史学方法 ,讨论了司马迁对民族文化心理、帝王心态、社会群体心态的描写。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元动力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或说＂发愤著书＂,或说＂受于父命＂,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透过外力影响和内在动机,可探究出司马迁著史的元动力。     

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