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传统与传统的中国画

中国画的传统与传统的中国画在理念上有鲜明的区别,前者着重于中国画精神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人文的因素比较多。而后者则侧重于中国画的变迁过程及对未来发展思路的预示。此二者之文化精神,就是人生智慧、政治传统与艺术境界的结合,它们相互结合、相互表现,是最地道的中国文化哲学“和之以天倪”的表现。     

尚善贵真 儒、道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儒家倡导道德教化,强调美与善的统一;道家崇尚自然无为,强调美与真的统一。前者重视的是人与社会,后者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道德心灵的基础,都对中国后世文学艺术创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鲁迅宗教观的文化意义: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的衍生形态

早期鲁迅的宗教观是具有辩证性的悖论。他从宗教原始起源来肯定形而上的人类精神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获得了评价人生、批判社会的价值尺度;又从对宗教教义的怀疑而否定其神学价值体系,显示出理性主义的时代光彩。在鲁迅思想发展和人生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其早期宗教精神表现为内外两种转化形式。一是将宗教意识的追求与宗教徒的献身精神内化为实践性的个人品格：自我牺牲式的救世精神;一是以宗教信仰的价值意义为尺度,批判物化、虚假和马虎的病态人格和社会,前者表现为道德人格上的真爱,后者表现为心理性格上的真诚。从而全面表现了鲁迅对社会改造和民族人格重塑的整体思考     

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涵 ——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

[提要]朱熹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只是分别对“义”与“利”作出界定,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之意,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引述程颐、杨时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对于义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讲的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尤其是,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     

英雄情结与孤独意识──梁启超与鲁迅精神特征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代表．一方面，他们虽持有以身许国的同一人生计值标准，但因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文化思想而表现出迥异的精神特征：前者终生不改英雄情结，后者饱含深刻的孤独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不同的精神特征又最终导致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实践：前者受古典人格的制约，由叛逆回归传统；后者具有清醒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现代人格），毅然与传统决裂。追溯梁启超和鲁迅的精神历程，对后人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意义重大。     

文化的差异与精神的认同——电影《星愿》与《人鬼情未了》比较研究

香港影片《星愿》与好莱坞影片《人鬼情未了》都是描写人鬼之恋的悲剧片子,但却流露着各自特定的文化精神:前者是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代表,虽然是悲剧但是以快乐结局收场,故事缺少激烈冲突,以人人相和为审美追求,后者反映了西方文化的进取精神,故事充满矛盾冲突,最后以悲惨结局收场;前者中的人物是古典式的,后者中的人物是现实的;前者叙事速度慢,倾向于诗意化,在造型上多用中国画的白描手法,后者叙事速度快,倾向于小说化,充满了西方的绘画色彩;前者表现了几千年伦理道德对国人情感的压制,后者则高扬着个体价值。     

和谐与竞争：中西文化精神新论

文化精神是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历经传承积累而凝聚出的共有的、成体系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过程中,中华民族侧重矛盾的同一性,化生了悠久灿烂的和谐文化精神;西方民族偏向于矛盾的斗争性,演绎成为颇具个性的竞争文化精神。前者追求“天人合一”,讲究“中庸之道”,提倡“协和万邦”;后者主张认识改造自然,强调个性和个人的权益神圣不可侵犯,并力图征服世界。两种文化精神的核心差异是追求“仁义”境界与实现“功利”目标的差异。当代社会,应把两种文化精神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和谐中讲究竞争,在竞争中追求和谐。这也许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最佳机制。     

加大经济发展的文化含量

目前,我国有两种“发展观”,一是片面的发展观,即单纯地追求经济的增长;二是全面发展观,即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强调文化的积极作用,强调社会整体的发展。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在于处理经济与文化关系的态度上,前者割裂了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后者相反,认为经济需要文化,文化渗透经济,哪一种观点更可取呢?回答这一个问题,主要看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怎样。     

简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

尝试期的新诗做为旧诗的否定物,其共同性是突出的。在初步解决了“新”“旧”对立之后,新诗作者们一旦把提高艺术质量置于日程,新诗领域就开始了多元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显现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诗人群艺术追求上的各有侧重。前者强调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后者强调诗是诗人内心要求的表现。前者强调诗人情感的普遍性和引导人类“向善”的作用;后者强调诗人情感的独特个性和写作的无目的性。前者注重真率、质朴;后者注重发挥想象,追求艺术美的创造。前者沿着诗体解放的路子,着重探索诗的散文美;后者把音乐性当做诗的要素之一,开始探索内在律与外在律的统一。就其对早期白话诗的态度来看,文研会诗人群是以肯定的态度发展和推进了它的成果,创造社诗人群则是以不满的态度矫正和超越了它的不足。这两个诗人群在对峙之中又存在着互补互渗的关系,尤其是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但贯穿在创造社诗人群中,对于注重现实主义精神的文研会诗人们也颇有影响。     

东西方两种哲学传统与两个文化世界

东西方两个文化世界的根本差别源于两种哲学传统:一是古希腊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前者以个人为核心,强调理性与斗争;后者以社会、家庭为中心,强调整体与和谐。当今世界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在加速,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地球两个世界,这在科学道德、文学艺术、中医西医、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突出表现。中国的现代化,应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将其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古典文学中两种审美意象与人生追求比较

中国古典文学中两种审美意象与人生追求比较王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水与大海是两个有趣而迷人的意象。尽管后者远没有前者出现那么频繁，①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共同展示了古代文人鲜明而强烈的人生追求。如果我们从文化视点上试予剖析，会惊讶地发现：．流水与大海...     

论冯友兰人生境界说

冯友兰先生以人们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为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而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的倡导,突出理性、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强调公利、维护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等观点都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的主要偏颇是将“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对立起来,在义利之辩上表现出抽象的道义论性质。     

反性别本质主义的不同倾向及原因——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道路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模糊两性差异,强调两性之共同人性及承认两性差异,强调女性的特殊性。在长期的论争与批评实践中,西方的学者更多地选择了前者,而中国的学者更易于接受后者。其差异的原因:一是西方的二元对立与中国的阴阳调和对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的"孝亲"观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三是中西文明发展逻辑的差异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文化落差的影响)。另外,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背景也是其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两大法系财产支配权内容之比较考察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财产支配权之内容差异明显：前者之完全支配权（所有权）概念围绕如何区别于他物权而进行．强调物之归属．而后者乃以对物之利用为中心的相对所有权;前者之使用价值支配权（用益物权）以所有权为中心而构建．实为所有权所派生之权利,而后者并无前者之用益物权概念和体系;前者之交换价值支配权（担保物权）围绕担保债之实现为中心展开．然价值取向却有强调担保物权附随性与独立性之分歧．而后者则强调其用益与担保之功能。     

京海派市民小说的文化形态差异论——老舍、苏青小说创作对比

老舍作为现代京派市民小说的创始者,苏青作为海派市民小说的承继者,两位市民小说大家的创作既有相近之处,又内蕴着各自不同的社会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样根植城市文明,前者站在批判反思立场,后者持热切欢迎态度;同样可以看成启蒙文本,前者钟情于家族没落与历史感的营造,内隐的是社会救赎理想;后者执著于个性解放和爱欲自由,关注的是个人救赎可能;同样书写市民人生,前者呈现的是男性视野中的被动生存图景,后者表现的是女性世界里的自觉生存境遇.     

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

<菊与刀>是研究日本"耻感文化"的奇作.与<菊与刀>中所描绘的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耻"文化先有内容后有形式且形式因内容深化而完善;日本"耻感文化"泊于中国,先有形式后有内容,但内容则与中国"耻"文化迥异.前者强调不论是哲人还是平民都要更为注重对内在"耻"感的修炼,强调"内省"而知耻,后者则把"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视为人生存在价值的核心,强调"外辱"而知耻.     

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嬗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文精神的特点和重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在特殊的农耕文明社会中表现为泛伦理政治和泛道德主义色彩,但其以人为本,关注现实人生,高扬人的主体价值,注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完善,重视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等思想,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西方哲学中的人文精神,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突出个性解放与自由,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强调了知识与德行的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隐与酒隐——以白、苏为中心论审美文化嬗变下的隐逸

丰富多彩的隐逸文化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隐居地域的变化不仅仅是外在处所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传统文化发生转型时士人们人格理想、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的转变。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隐于地方官）到以苏轼为代表的酒隐（吏隐）二者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对前者又有发展超越的突破,是中唐到北宋审美文化嬗变的必然产物。     

金圣叹所批《水浒传》与《西厢记》比较

金圣叹所批《水浒传》与《西厢记》是其批点的两部代表作。从总体宗旨上说，《金批水浒》侧重于通过“立言”来表达“立德”、“立功”的社会追求和社会政治伦理关怀，《金批西厢》则侧重于个人性情追求和人生关怀。在批评风格上，前者显得慷慨激越、高古悲壮，后者显得超妙深婉、绵密禾农丽。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除了受批评对象本身的制约外，一方面与金圣叹所处的“天崩地解”的时代社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特殊的人生遭际和文化性格有关。在这里，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个人追求和普遍命运。     

青海人名的特点及文化功能

青海人名一方面继承了本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兼收并蓄，以异族或借异族语言命名；青海人名有大名与小名之分，前者是人生的定向设计，有训诫意味。后者朴拙清新，符合口语第一性原则，结构上则呈现灵活性、多样性；青海人名不仅有着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且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