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

吐谷浑于公元 3 2 9年在青藏高原立国 ,至 6 6 3年 (唐龙朔三年 )国灭 ,共 3 4 4年。灭国后的吐谷浑有其独特的历史蕴涵 ,值得加以研讨。本文从灭国后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吐谷浑邦国”的政治中心及疆界、“吐谷浑邦国”的经济、吐谷浑民族的传统文化、吐蕃对“吐谷浑邦国”的控制等五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以树木年轮的定年结果为依据,将近年来都兰热水、德令哈等地所发现和发掘的一批墓葬分为吐谷浑时期和吐蕃时期.根据墓葬形制的渊源关系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墓葬的族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封土堆中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是区分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外来吐蕃人与被征服的吐谷浑人墓葬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断都兰热水墓主人的主体应属于外来吐蕃人,而德令哈一带吐蕃时期的墓主人主体属于被征服后的吐谷浑人.     

“白哈尔神”传入吐蕃时间考辨

作为目前藏传佛教格鲁派护法神之一的白哈尔神,何时传入吐蕃,是被"抢"到吐蕃还是被"请"到吐蕃的,学界还未展开详细的论述。文章结合藏汉文史料,对白哈尔神传入吐蕃的时间进行了考辩。     

吐谷浑部始迁人口及始迁时间考辨

吐谷浑史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为治史者所重视。而对吐谷浑始迁人口和时间的探讨,则是深入研究吐谷浑史和慕容鲜卑早期史都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引证,对各种观点的分析比较,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吐谷浑部是以700户人口于公元249年至公元300年间自辽东西迁。     

吐蕃高僧益西央考辨

受命于吐蕃王廷,高僧巴廓·益西央率领他的藏、汉团队,在藏东一线摩崖刻石,弘扬佛法、力促唐蕃和平.而在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P.T.996中,记载了另一位高僧布·益西央的传略.本文经过梳理和分析,认为这两位高僧的人生轨迹重合,实为同一人,巴廓·益西央即布·益西央.吐蕃政权分裂后,由于社会动荡、信息闭塞、路途遥远,后人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产生讹误,导致后弘期史籍中将巴廓·益西央误写为布·益西央.     

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考辨

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推进,其中涉及苯教内容的写卷为我们重新理解吐蕃时期的苯教形态及其理论化程度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认为,敦煌有关文献所呈现的辛饶弥沃只是一名普通的“辛波”(巫觋),而斯巴苯教的内容无外乎是上祭神灵、下镇鬼怪、祛病禳灾、占卜解难以及超荐亡灵。《旧唐书》《北史》《隋书》《通志》等汉文史书中关于吐蕃宗教形态的记载,基本上与敦煌藏文文书之记载相吻合,即“重鬼右巫”“多信巫觋”是这一时期吐蕃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时发生的“佛苯之争”可谓是破解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谜底的一把钥匙。在“佛苯之争”中,并未再现“吐蕃僧诤”那般基于经典哲理的论辩,双方的博弈以施展法术的方式开展,可见当时的苯教尚无教义体系,而仅停留在仪式仪轨层面。“佛苯之争”后,苯教徒迫于现实压力,藉由“译苯”构建雍仲苯教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有别于斯巴苯教的另一支传承脉络。及至11世纪,辛钦鲁噶将“译苯”进程推向顶峰,促成苯教大藏经的主干架构。可见,苯教的发展经历了从“巫”到“宗教”的漫长过渡历程。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吐蕃别馆”正名考

学界目前对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馆驿“吐蕃别馆”之地理位置基本确定,但对其确切名称尚未深入探究。通过对比解读吕温不同版本出使吐蕃期间的诗文,辨析唐蕃古道赤岭西南道诸驿词汇之特点、考察唐使入蕃事件中关于“列驿”之记载,以及探讨吕温诗作之内在思理等,可以确定“吐蕃别馆”本名为“吐蕃列馆”,即唐蕃古道之“列驿”,而吕温诗文中的“吐蕃别馆”实为“吐蕃列馆”之讹误。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吐谷浑在中外交往中的作用及原因

吐谷浑“自晋永嘉时(307—313)有国，至龙朔三年(663)吐蕃取其地，”立国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该政权崛起于中国西部之时，正值国内形势跌宕起伏之日。自公元304年匈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止，135年间五胡先后建国十六有余。作为中原与西域交往唯一通道的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军事上的连年战乱，严重阻碍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君臣建构“吐蕃观”之研究(上)

吐蕃自公元7世纪统一西藏高原以后,持续积极向外扩张,影响所及,唐朝西陲风声鹤戾,自陕西陇坻以西,包括河西陇右诸地,相继沦陷。面对如是强敌,唐人自初始与吐蕃接触时,所得诸如:"不知有国之所由"、"其种落莫知所出"、"然未始与中国通"等完全陌生的印象。至吐蕃发展成唐朝最大边患的过程中,唐人如何建构"吐蕃观",包括对吐蕃的认知、对吐蕃的观感、对吐蕃的概念,以及如何刻画吐蕃的形象等,都是本文所欲探究的课题。     

吐谷浑迁徙的原因及影响述略

本文论述了吐谷浑迁徙的原因和影响。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内地的吸引力是吐谷浑迁徙的主要原因。吐谷浑的迁徙,加快了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了迁入地的畜牧业生产,同时经过多次迁徙,吐谷浑本身的文化习俗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迁,以后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众相制度探微

"三尚一论"(zhang gsum blon bzhi)语出<贤者喜宴>一书.日本山口瑞凤以为"三尚一论"实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体制.其余学者对"三尚一论"并未质疑,均认系唐代吐蕃的政治体制.作者指出,<贤者喜宴>虽为教法史料中最为可信的一部书,但所载吐蕃相关史事,仍未脱教法史料的通病,亦即必须与吐蕃文献史料以及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对勘,方能确证其记载是否详实.作者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可能从未在吐蕃实施,并由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之记载重新解释<贤者喜宴>所载的zhang gsum blon dang bzhi等,考证"三尚一论"是否符合史实的记载.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西戎沿革及吐蕃后裔习俗考略

历史上今青海省化隆县为"戎"或"西戎"的核心居住区,也是"河湟"地区的组成部分。我国西部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在此相互交往、征战、交融,使史称"戎"的民族已不复存在,但"戎"这个部族名称和地名得以保留下来,一直延续至今。唐朝开元年间,吐蕃占领"戎"地,并在此置守捉使。吐蕃王朝覆灭后,其后裔逐渐由兵演变为民,但他们一直保持着祖先的服饰和尚武习俗,保留着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射箭等传统活动。     

吐蕃僧诤中“离妄想”观念辨析

在藏传佛教史上,桑耶寺吐蕃僧诤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辩论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吐蕃佛教和文化的发展走向。文章对吐蕃僧诤双方关于"离妄想"这一认识的分歧与对立展开了辨析,进而以禅宗思想和中观思想为依据,分析了此次辩论的实质和焦点,最后对学术界一种关于格鲁派缘起性空思想的评论进行了辨析。     

吐蕃“尚论掣逋突瞿”考释——《新唐书·吐蕃传》误载举隅

本文从考证唐代吐蕃中央与边疆重要职官制度出发,通过对现存汉藏文献、史料、碑铭的校对,以及当代国际藏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详细分析,"尚论掣逋突瞿"的源起、变迁、影响、结果与其代表的历史意义进行考释.本研究具体展现吐蕃相制在有唐一代的架构,提出有力史实修正了<新唐书·吐蕃传>及中国大陆、日本学者的部分观点,并以土著观点重新检视中原史官在边疆史取材、编纂时可能有的时空史观偏颇与限制.     

茶叶初传时期吐蕃人对茶的认识及利用

茶所兼具的饮料和药物的双重功能,在7～9世纪文化相异的两个群体中被完全展现出来.对比同时期汉地和吐蕃茶饮,前者更多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生活饮料;后者则偏重于茶的药物和保健功效.造成双方认知上的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关键在于传播.唐代僧人们对茶药理知识的认识随着佛教的西传,深深影响了当地对茶的理解,而吐蕃宗教和医药学的一体性则最终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