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

吐谷浑于公元 3 2 9年在青藏高原立国 ,至 6 6 3年 (唐龙朔三年 )国灭 ,共 3 4 4年。灭国后的吐谷浑有其独特的历史蕴涵 ,值得加以研讨。本文从灭国后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吐谷浑邦国”的政治中心及疆界、“吐谷浑邦国”的经济、吐谷浑民族的传统文化、吐蕃对“吐谷浑邦国”的控制等五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

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霍巍研究古代西藏西部的历史，难免要碰到史籍中所记载的“羊同”与“女国”等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出的考古材料，对此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一、大羊同与小羊同关干“羊同”，汉文史书中有“大羊同”、“小羊同...     

凉山州境内的“西番”及渊源探讨(上)

“蕃”字有众多词义,本文仅涉及民族族称的部分。“蕃”通“藩”,具有屏障之意。例如《诗·大雅·崧高》曰:“四国于蕃。”蕃字又是古代汉族对外族的称呼,例如:《周礼·秋官·大行人》曰:“九州之外,谓蕃国”。因此,“蕃”最早应是古代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泛称,而不是仅指西部民旅。唐代,由于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建立以“吐蕃”为称号的地方奴隶制政权,人们用吐蕃来专称藏族。但唐宋以下,史籍     

“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兼论“吐蕃”源于古突厥语说

“吐蕃”,是唐代中原人对当时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古代藏族政权(即通常所说的“吐蕃王朝”)及其属地、属民的称谓。在初唐的汉文史料中,“吐蕃”有时亦作“土蕃”。对“吐蕃”这一名号的语源及其最初的含义,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多次探讨,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见解。本文拟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史料,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有代     

西宁土人

土族在元朝时称作西宁州土人。她的族源比较复杂,并非单一土著部族的发展而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吐谷浑人。在互助和民和三川聚居的土族中就有祖先是霍尔人的传说。“霍尔”一词是藏族对黄河以北部分游牧民族的泛称,包括吐谷浑人,到后来则系确指吐谷浑了。 吐谷浑原为徒河(今辽宁义县一带)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公元4世纪初在首领吐谷浑带领下西迁,又度陇到甘青地区,以后建吐谷浑国,历三百余年。663年为吐蕃并灭,国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族源“源”与“流”之争

吐谷浑与现代土族的族源联系在学术界尚存分歧,主要分歧点有以下几点:古代的吐谷浑人是否是现代土族的主体民族或族源来源之大部?历史上的吐谷浑国立国历经三百五十多年,吐谷浑国是否是以土族先祖为主体的部族国家?唐末,吐谷浑国被吐蕃灭亡之后吐谷浑人分散四处,甘青故地是否仍有吐谷浑人的遗留族群?上述的疑问,成为解决土族族源争论中的关键点.至于土族究竟与吐谷浑人、霍尔人抑或蒙古人是“源”还是“流”的关系?它们是直接的族源承接,还是仅仅就是间接的族体间的融合?上述的诸多疑惑需要学术界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如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尝试进行整合性研究,应该是将来的发展趋势.     

“吐蕃别馆”正名考

学界目前对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馆驿“吐蕃别馆”之地理位置基本确定,但对其确切名称尚未深入探究。通过对比解读吕温不同版本出使吐蕃期间的诗文,辨析唐蕃古道赤岭西南道诸驿词汇之特点、考察唐使入蕃事件中关于“列驿”之记载,以及探讨吕温诗作之内在思理等,可以确定“吐蕃别馆”本名为“吐蕃列馆”,即唐蕃古道之“列驿”,而吕温诗文中的“吐蕃别馆”实为“吐蕃列馆”之讹误。     

唐代版的雪域高原“天路” 唐蕃古道管见

<正>西藏与中原地区之间虽然很早就有往来交流，但两地大规模、持续性和组织化的交流互动，直到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后才得以深入展开。这条由唐蕃双方共同经营、沟通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与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的官方道路系统，就是唐蕃古道。它的开创对历史影响之大，可谓唐代版的雪域高原“天路”。从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材料来看，唐蕃古道应该是由主线、辅线和众多支线组成的路网。它不仅是唐蕃之间的交通路线，也是沿途各区域的交流通道，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唃厮啰”——青唐吐蕃王国的王号

古代西藏王国“吐蕃”崩溃之后,西藏迎来了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王国林立、长期分裂时代。青唐吐蕃王国是这些小国中最靠近中国、并且很自然地与中国进行频繁交往,在汉文史料中保留了集中记载的王国。青唐位于现在青海省东部,西藏人并非很早以前就居住在这里,而是吐蕃强盛之后将此地划入了自己的版图。鲜卑系吐谷浑人以及更早的西羌族才是此地的主人。吐蕃的统治建立在这些先住民族的基础之上,由于受到     

有关“白衣天子”札记

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张氏归义军的后裔张承奉在敦煌执掌归义军政权并随后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正史中有关这一史事的记载,仅在《旧五代史》吐蕃传部分有：“沙洲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五代史》吐蕃传部分亦有相同的话。此中的张奉即为张承奉,新旧五代史中称作张奉是为了避后汉隐帝（948—950年执政）刘承钧的讳。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白衣天子张承奉的记载,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自衣天子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些有限的文献展开的。     

关于“附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公元七世纪以前,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广大藏族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羌支繁多,种姓复杂,部落林立。其中比较强大的羌支或部落联盟有苏毗、羊同、东女国、附国、党项、白兰、吐谷浑等,至于由上述部落或部落联盟旁出的支系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自爰剑后,子孙分支凡百五十种。……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后汉书·西羌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问”(《新唐书·吐蕃传》)。上述记载就是这个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     

吐谷浑在中外交往中的作用及原因

吐谷浑“自晋永嘉时(307—313)有国，至龙朔三年(663)吐蕃取其地，”立国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该政权崛起于中国西部之时，正值国内形势跌宕起伏之日。自公元304年匈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止，135年间五胡先后建国十六有余。作为中原与西域交往唯一通道的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军事上的连年战乱，严重阻碍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     

梁元帝《职贡图》与“西戎”诸国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内不同古代民族之间关系复杂而多元的历史阶段。从近年来有关梁元帝《职贡图》摹本的新发现,以及青海吐谷浑故地南北朝至唐代吐蕃时期的考古新成果综合分析,可以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下,南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不仅并未中断,反而通过与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各古代民族之间积极的交往、互动,建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丝路交通网络,体现出南朝中央的“大一统”国家观和民族观,维系了秦汉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的延续,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河湟唃厮啰政权初期三大势力及其角色分析

北宋初期，在今青海西宁附近即“青唐地区”新诞生了一个以吐蕃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即唃厮啰“青唐王子政权”。该政权的兴起，与当时在河湟地区的吐蕃三大地方势力，即河州耸昌厮均、宗哥李立遵、邈川温逋奇三者的历史作用分不开，尽管他们最终与唃厮啰不欢而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先后各尽其能，为唃厮啰立政提供了一系列必要条件，对青唐地区政权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文章对耸昌厮均、李立遵、温逋奇势力及其各自所据地河州、宗哥、邈川的相关情况作了梳理和分析。     

我国西藏与南亚交流的重要通道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藏段管见

<正>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并未阻挡它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互动，并且这里还成为了中国与南亚等地区沟通交流的前沿。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雅隆河谷的强大的吐蕃政权，逐渐构建起以都城逻些（拉萨）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交通路线。在吐蕃的交通网络中，有两条最为著名的路线，分别是连通东方中原地区的唐蕃古道和连通南亚地区的蕃尼古道或吐蕃尼婆罗道，后者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丝绸之路”南亚廊道。2017—2018年，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投毒”与唐代吐蕃政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投毒”的信息,贯穿了整个吐蕃王朝历史.依据这些记载可以透视吐蕃政治生活中的赞普与外戚、大臣之间的权利争斗,而这些争斗中隐含着吐蕃社会生活中的佛苯之间矛盾.另外,通过投毒手段、制毒过程等信息,可以看到“投毒”是唐代吐蕃政治生活的惯用手段以及吐蕃时代的一种民俗,这种方式可以迅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影响到吐蕃内部政局稳定或者外部归附势力的安定程度.     

庙祭和墓祀:吐谷浑祖先崇拜初探——敦煌藏文文献《吐谷浑大事纪年》新探之三

祖先崇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各族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强烈信仰,而且至今仍是影响广泛的一种社会信仰。囿于史料的原因,鲜有学者关注到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是否存在祖先崇拜这一问题。文章从体现祖先崇拜的庙祭和墓祀这两个层面出发讨论吐谷浑祖先崇拜现象。以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68《吐谷浑大事纪年》为主要材料,通过对该文献中■一词的梳理,讨论吐谷浑庙祭,认为将■可译为“举行祭祖大典”,或“时享大典”。据此可知,吐谷浑不仅存在祭祖活动,而且还存在孟月祭祖这样的礼仪制度,并以青海的吐谷浑王陵墓所存地面祭祀建筑为主,讨论吐谷浑墓祀现象。文章认为,庙祭和墓祀可谓祖先崇拜的一体两面,结合汉文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推知,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存在祖先崇拜的社会信仰,并且延续至吐蕃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