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的四重意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合作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其科学内涵包括四重意蕴：在时代意蕴上,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在理论意蕴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在实践意蕴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在价值意蕴上,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领域集成创新的三维审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家安全领域实现了多个方面的创新，为我国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开拓了新路径，提供了新方法。在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着力推进国家安全理论、制度和保障平台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形成了大安全格局，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防范化解各类国家安全风险以及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作出了独特贡献。实践证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加强国家安全领域的集成创新，提升应对新型国家安全风险的能力和水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分重要的一环。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论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核心主张和治理方略

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提升以及全球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社会期望的全球治理观念。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继承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价值目标,在经济领域,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在生态领域,坚持共同、绿色和法治的全球生态文明观;在网络领域,建立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习近平全球治理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塑造普遍安全的世界：“全球安全倡议”的多维论析

“全球安全倡议”是将世界普遍安全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是“两个结合”的代表性成果,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最新理论结晶之一。“全球安全倡议”通过推动政治对话与外交谈判,加强大国互信,倡导构建区域安全新架构,引领各国携手应对跨国危机,为我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促进世界安全发展的时代价值。     

中国的全球生态安全观：形塑、意涵与革新

全球生态安全概念及其话语政策体系的形成,既受制于美欧发达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也在相当程度上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际秩序特定构型所铸塑。当代中国的全球生态安全观也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与语境下逐步形成的,并不断丰富拓展其主要理论与政策意涵,即主张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的、借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加以推动的全球生态安全共同体建设。经历过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风浪考验的新时代中国,对于全球生态安全问题及其应对有着更加理性成熟的境况认知与政治政策,并将会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得以缓解,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上升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近期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巴西登革热使国际视野再次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为当代最主要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之一的传染性疾病,给个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更显必要与紧迫。     

试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有利于推动全球合作的同时,也容易成为强势国家干涉弱势国家的借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动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争夺国际气候话语权的目的。未来走向气候变化"非安全化"的一个关键途径是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     

全球安全危机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正在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大国博弈加剧世界局势的动荡,中东、中亚和南海成为国际军事力量角逐的敏感地区。在新冷战思维下,美国和俄罗斯先后退出《中导条约》,意欲谋求新核武威慑。恐怖主义呈现全球扩散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强国以传统安全观为理论指导,利用反恐战争实行霸权主义,趁机削弱假想的战略竞争对手。国际社会必须在安全观上完成新旧更替,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行动指南,打破安全困境,消除战略互疑,回应人类和平、合作与发展面临的严重威胁,重建全球反恐合作机制,终结恐怖主义危害,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当今全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全球治理体系频繁失序失灵,面临着大国竞争日益激化、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单边风险显著增大、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等严峻挑战。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策略,主要有：提出全球发展、安全和文明倡议,推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人文交流中建立互信,凝聚全球价值共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以联合国为全球治理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国际体系渐进式增量改革;带头作出大国担当表率,构建各种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各类公共产品。     

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治理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式,全球治理在国际体系的重构和国际格局的变革中扮演着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角色。本文从全球问题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价值观和模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美国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政策的转变1

拜登政府近期完成了对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审查,认定美国供应链存在安全风险,未来供应链政策将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弹性优先。全球供应链企业向来奉行效率原则在全球配置资源,拜登政府要求供应链安全优先,其本质是经济问题安全化,通过假想的美国安全威胁来改造全球供应链现有秩序,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体系。导致美国供应链政策转变的因素包括依对手实力和政治制度差异来识别安全威胁的国家安全观、在战略竞争中胜过中国的意图以及疫情中对供应链脆弱性的认知。供应链安全与弹性优先实际上是要求企业放弃成本与效率的考量,必定因逆经济规律而阻力重重。2021年的新疆棉事件表明,拜登政府可能将其政治意图捆绑于全球供应链标准之上,借供应链合规的力量改变企业的决策导向。本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新疆棉事件的实质是美国政治权力操控跨国经济场域中的私人规制机构对中国进行打压。我国可依据反制裁法对美国的不公正做法进行反制,并建立元规制体系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公开、公平、公正治理。企业应增强供应链治理意识、合规意识和问责意识。     

“和谐世界”: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思维

"和谐世界"理论是在全球化发展和国际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在全球治理实践过程中运用创新思维的结晶。该理论倡导和谐的安全观、发展观、文化观、治理观,并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它是全球治理的中国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提炼,也是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补充和改进。"和谐世界"理论有利于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建设一个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自由、公正、平等、包容的和谐世界。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责任嵌入：中国参与北极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

北极安全事关北极自身、北极地区和国际社会乃至全球的安全。推动北极安全治理机制的优化,迫切需要相关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承担起各自务实的责任,以维护北极的长期安全。基于嵌入理论的责任嵌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该积极将自身责任嵌入北极安全治理议程中,立足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北极安全嵌入状态,逐步实现责任的认知性嵌入、议题性嵌入与制度性嵌入,科学选择中国参与北极安全治理的观念路径、行动路径和未来路径。合理界定中国的北极安全与发展权益,有效承担和履行中国维护北极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其他国家携手营造一个真正稳定与开放的北极安全局面。     

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

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安全不可或缺,但因其无国界性、工具性、匿名性,单纯的国内治理会遭遇种种限制,故而互联网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宣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合作互助机制、标准实施协调机制、风险防范与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并注重互联网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从全球治理看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实践难题及法治困境

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各国国家利益角力的重要方面。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模式经历了互联网治理、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和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模式的更迭,逐步达成了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需要推进国际合作的共识。网络空间的组织架构具有开放性和无中心的特点,这与全球治理模式相契合。正如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规则需求,国际规则也是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然而,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面的规则进展缓慢,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呈现出的"法治化"需求之间存在张力,亟须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协力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立法。     

当前全球安全需求的增生与变异

随着当代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入,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正不断增生和变异,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体系的逐渐成型提出了新的安全需求,即维护其基本生存环境和组成单元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其次是传统国家间体系的地位相对衰落导致的旧安全需求的变异,特别体现在权势转移的崭新内涵和战争与军队功能的转变上;最后是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的既有增生、又有变异的安全需求,重点表现为国际合法性来源的变化和人类安全的凸显。当然,这一发展不过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组的一部分,其未来发展也面临着重大不确定性。     

重构全球治理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紧迫,全球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全球竞赛规则。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间必须进行合作,采取集体行动。全球性议题强调团结合作、社会公平、民主和政策有效性。这四个方面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属性与充分治理的标准。全球治理的推动力主要是指脆弱的全球结构、华盛顿一揽子政策(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安全议程)和当代地缘政治分布的新兴体系。然而,国际机制急需改革,决策者与决策执行者之间的对称性与和谐性受到挑战。若要克服全球治理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并协调国家集体行动、强化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发展多边规则与程序。当然,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问题亦不容忽视。     

中国构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目标、原则与路径

积极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既是中国捍卫南海正当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在新时期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既包括低层次的消极安全合作,即被动应对安全威胁的现状,也包括高层次的积极安全合作,即主动谋划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应坚持基本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具有地区特色的"亚洲安全观",坚持合理预期、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式之争让位于功能作用,机制的主导权之争让位于共同主导,基本路径包括培育南海安全共识、打造南海安全共同体,研究现有合作方案并借鉴其他合作案例,重视双边合作机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整合现有安全合作机制,注重国内立法并推动区域规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