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与收敛性

文章基于共享性、富裕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对我国各省份2011—2020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考察，并揭示了地区差异的来源，从地区、时空多维度刻画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及收敛性。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四大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排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2）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平衡程度逐渐增强，区域间差异是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的贡献最低；（3）共同富裕水平呈俱乐部趋同现象，并且具有马太效应；（4）只有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存在β收敛。     

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核心内涵及动态演化研究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城乡融合系统彼此耦合协调和融合推进的发展过程。将数字经济纳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中，丰富当前城乡关系理论的同时，使城乡融合的探讨更赋有时代意义。在界定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熵权法等分析工具，定量分析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性，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角度看，2012—2020年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稳定上升态势；城乡耦合协调类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等级省份占比提升；城乡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呈波动变动趋势。(2)从空间演化角度看，高水平协调区域呈现“中心极化”特征；耦合协调发展呈“群体集聚”特征，东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H-H”集聚，西部大部分地区为“L-L”集聚；城乡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空间格局。(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等都是影响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东、...     

基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的区域共同富裕进程监测分析

文章紧扣共同富裕的“共同”和“富裕”两大要点以及发展性、可持续性和共享性三个本质特征,基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构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与实现程度指标体系,进而对2018—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共同富裕进程进行统计监测,研究发现：（1）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指数持续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富裕程度持续提升;与实现过程指数增长的变化趋势相近,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也在稳步上升,发展成果共享稳步推进。（2）整体上,不同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指数与实现程度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由高到低分布。（3）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分项指数呈现不同的分布特点,在技术指数、资本指数、创新指数、开放指数方面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人才指数起初较为领先,2019年起逐渐略低于中部与东北地区,并且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共享指数起初显著高于其他地区,逐渐略高于中部地区,直至四个地区无明显差异;绿色指数则始终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协调指数四个地区无显著差异。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

文章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07—2020年我国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Markov链转移矩阵和地理探测器研究其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结果显示：共同富裕水平、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在考察期内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其中,地区间相对差距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绝对差距逐渐扩大,不同等级共同富裕水平变化均存在路线依赖,且中高共同富裕水平还存在跌落风险。科技创新差异、经济总量差异、收入差异、基本医疗保险的普及度差异是上述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收敛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Theil指数分解法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京津冀整体的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北京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河北的最低但增长速度较快,与天津的差距逐渐缩小;京津冀及南、中、北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大致呈现收敛性特征;各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京津冀耦合协调水平的总体差异明显,且差异来源主要是区域内的差异,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开展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并研究其时空特征,可以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熵权法从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测算共同富裕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核密度估计、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区域差异和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和三个子维度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地区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各城市间绝对差异逐渐扩大,共同富裕各等级城市均对其前期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收入与消费水平差异是区域差异在指标层面上的重要来源。     

黄河流域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水平评价

推动黄河流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此，文章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1—2020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四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各城市群均属于科技滞后型；（2）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显著提升，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耦合协调度从流域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3）各地级市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少数地区发生跃迁现象，跃迁路径存在差异，且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超过东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演化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构建了湾区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框架，利用熵值法、“分-总”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2006—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并采用变异系数与空间面板模型检验收敛性。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内部发展不平衡，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整体上，湾区耦合协调度不高，内部各城市都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地区发展上，香港协调发展水平最高，而江门相对较低。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指数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非均衡性现象将长期存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对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生态环境水平却有抑制作用。因此，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应加速推进粤港澳三地市场一体化，有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协调湾区环境治理的联合治理机构，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高标准对外开放。     

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脆弱性耦合研究

基于粮食安全脆弱性和生态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组合赋权法测度2000—2020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脆弱性指数，运用耦合协同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的协同演进关系，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驱动二者耦合协同的主导因子和交互因子。研究表明：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脆弱性水平显著下降，发展状态由粮食安全滞后型转变为生态安全滞后型；二者的耦合协同度逐年上升，由濒临失调等级上升为中级协同等级，空间上呈现出由“南高北低”向“南北齐升”迈进的趋势；地均劳动力数量、地均水资源量、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酸雨率是驱动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脆弱性耦合协同的主导因子，各主导因子经交互后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即两因子共同作用会增强其空间分异的解释力；驱动南、北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脆弱性耦合协同的主导因子存在异质性和阶段性。     

中国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及时空特征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分析了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对其差异性表现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尚未实现优质耦合协调,目前绿色金融系统相对滞后;空间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2019年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赶超,率先达到了良好协调水平;差异性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高于区域内差异,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制约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环保企业A股市值占比、人均森林面积等,且不同地区各因素的障碍度值存在差异。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的促进作用从强到弱依次为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区域共同度。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创业活跃度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存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和农村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基于协同学相关理论,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的人才、资金、设施、创新这四个环境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并分析了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协同发展差异。结果显示：2013—2020年,全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情况已由最开始的轻度失调过渡到良好协调及优质协调状态;四大地区的协调发展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并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基本达到优质协调状态;而东北地区则处于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发展水平低下,且严重失调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状况均处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之间,虽然耦合协调性逐渐提高,但一直处于轻度失调和一般协调状态。     

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

文章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在解析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时空差异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黄河流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来源,并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增长后劲不足;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下游、中游、上游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总体Dagum基尼系数在持续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黄河流域基尼系数的构成主因;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转移概率存在区位差异,黄河上游的青海和甘肃在下一阶段仍将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中游地区达到中级协调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会继续保持在该水平,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则有一定概率出现协调水平回落现象。     

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TSCS方法，对2012—2021年我国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考察期内，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相对平稳，处于拮抗阶段；在时序变化上，东中部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到轻度协调的转变，西部地区经历了从极度失调到勉强协调的转变，空间分布上，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都有明显提升，大部分省份属于初级协调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平台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事关经济高质量运行目标的达成。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之上，围绕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分布动态演进等问题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有小幅度上升，但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异呈“N+V”型的变化趋势；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内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内差异最小；地区间差异表现为东-西差异最大、中-西差异最小；地区间差异是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差异、超变密度的贡献率相对较小；考察期内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两极化或多极化趋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