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从“中体西用”到“中西合用”─—晚清统治阶级学习西方思想的变迁

从“中体西用”到“中西合用”─—晚清统治阶级学习西方思想的变迁黄士芳近代中国是一个嬗变激烈的过渡性社会。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打开了紧锁多年的封建主义大门，中国始从迷顿状态中走出中世纪，继而踏上蹒跚的近代化道路。综观晚清的最后几十年的统...     

经世与辞达 ——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湘军奏议研究

奏议文体在清代的地位及评价标准有别前代.及至晚清,奏议文在写作手法、 作者分布及承担的社会功用等方面都显示了一定的时代特色.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乃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奏议.经世文编及奏议选本对湘军奏议的收录加速了其传播影响,而曾国藩及其幕僚同属对奏议写作技巧的钻研,则提升了湘军奏议的艺术性.以清代世风与文风的变化为背景,对湘军奏议的传播、 影响尤其是曾国藩的写作艺术进行探讨,有助于揭示湘军奏议在晚清的文体创新情况与模范引导作用.     

近代天津法科留学教育探析

萌芽于晚清洋务运动的天津法科留学,打破了传统封建教育的封闭格局,开启了中国直接从西方国家学习法律知识的进程。近代天津法科留学不仅培养了大批的师资力量,对近代天津法律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人才辈出,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还对中国近代法制化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晚清蒙元史研究的新风气

晚清以来,在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激荡下,蒙元史研究形成热潮.学者们继承并发挥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利用中西交通大开发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使蒙元史研究呈现出放眼世界的新气象.在具体史地考据、<元史>的新改重修上均取得巨大的成就.它上承道咸以降经世派西北史地学的端绪,下开民国间新考证派研治蒙元史的风气,对我国近代蒙古学的形成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晚清小说中的外星叙事及其现代意义

晚清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有关外星的叙述。外星叙事的出现虽然与中国观星传统有关,但与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关系更紧密。近代天文学知识打开了晚清小说认识外星的新角度,使它们能从科学、幻想和理想等多重维度叙述外星,赋予外星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形态和象征意义。以外星为参照,晚清小说形成了对于地球的新观感,通过建构外星与地球的关系,把"宇宙"打造成为再塑"中国"的另一个空间。晚清小说忧虑外星可能带给地球的影响,经常叙述外星碰撞地球引发末日事件,以抒发蕴希望于绝望的危机情绪。小说中的外星叙事既反映了科学知识在晚清输入中国的历史事实,也体现出知识者在新旧时代交汇时的复杂心态。     

论新史学中的传统因素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在近代举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它借鉴了西方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但探其源流,新史学有着深层的传统经世思维根源,其目的仍然是经世致用,并在新史学后期出现了向传统的回归。新史学是传统的经世思维与西方先进理论学说融合和创新的产物。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国学）：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近代以来,中国“国学”概念的提出并由此引发的讨论,是受到日本思想界同类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学者提倡“国学”,首先是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有关,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因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其次,“国学”观念也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学术制度和学术观念的冲击时,反思、理解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一种努力。由此,应将“国学”视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它可使人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不意味着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同样,国家的认同强调,也不应视为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忽视。     

落“地”生“根”：中国近代工业创成中的传统治理策略——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例

本文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个案，分析了一起地方抗阻事件及其处理策略。地方抗阻反映了晚清社会秩序与近代矿业发展之间的张力，而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样来自晚清的地方治理结构。具体而言，疏解抗阻的过程即是遵循“抚地方之民”的治理逻辑，通过“寻找支持者”与“利益均沾”来弥合张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矿局的实际创生，使它以主办官员的关系网络为基础孕生出了地方性，从而得以内嵌于湖北的治理结构中。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所展现出的地方性可能以更复杂的形态在中国后续的工业组织与制度中得以呈现，“地方”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工业组织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尚未被当前学界充分讨论的后者影响前者的机制与方式。     

“五服”与“三代”：从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的变迁看“性别”与“姓别”

从清末变法开始，中国婚姻法的禁婚范围经历了一个从“五服”到“三代”的转变。中国传统社会自周代以后奉行“同宗不婚”的周礼，对中表婚则听民自便，法所不禁。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按照男女平等原则，将中国传统亲属分类——宗亲和外亲——改为西方式的血亲和姻亲，五服之外的宗亲和三代以内的中表亲能否结婚便成为问题。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与民间“同宗不婚”之礼的矛盾和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优生政策与婚姻自由原则在中表婚问题上的冲突，指出这些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中西亲属分类凿枘不入，中国亲属分类是建立在社会性的“男女姓别”基础上，而不是生物性的“男女性别”基础上，传统社会“同宗不婚”和“中表为婚”是由于亲属制度重内轻外而非重男轻女造成的。     

孙中山的“姐妹花”保镖

在晚清，有一对亲姐妹与“鉴湖女侠”秋瑾被时人共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她们就是尹锐志和尹维峻。她们均深谙“内家”武当派武功．格斗时姐妹俩皆可以一当十克敌制胜．堪称“巾帼双杰”。她们曾担任孙中山的保镖。孙中山先生尊称尹氏姐妹为“革命女侠”，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曾国藩经世思想初探

在近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中,许多论者都指出了曾国藩思想具有“经世致用”特点。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只是研究还须再深入。因为,所谓“经世致用”只说明了一种学术的指导思想,即治学的目的和学术功能的发挥,而不反映其用以经世的思想内容。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曾国藩经世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之经世思想有没有区别?     

晚清小说儒家乌托邦的建构与超越

清末民初转型时代是乌托邦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文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儒家乌托邦世界.一方面,文学作品意图唤起借助政制和科学实现外在超越的热情；另一方面,它始终提醒道德的君子追回那失去的黄金时代的文化,并以文学所勾勒的文明境界作为把握、衡量乃至批判现实的一个重要尺度.从最初借助政制民主科学求得“外在超越”,进而展开了对于西方文明最初的反思,最终,晚清文人依然归附于传统天理世界观指出的路径,以内心的良知唤醒了“内在超越”.在东方和西方之外,晚清文人试图建构出以仁义治天下的普世的儒家乌托邦,以此表达文化保守主义者道德救世的承担与使命.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晚清报刊小说的分类和审美趋向

晚清小说的分类,突破了小说史中单一的题材判断原则,趋于文体形质的综合考虑,它颠覆了流衍千年的文学传统,引发国人的群体关怀。晚清小说报人众说纷纭的文体探讨,直接关合通俗小说的繁荣,折射出小说文类建构的自觉。平民文学在近代不只是一个响亮的政治符号,而落实在为民写心的文学实践中。这种基于文体的群体关怀,加速了小说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论晚清进步思潮的渊源和特点

晚清进步思潮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剧变的现实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其主题是救亡与变革。它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明末清初以后形成的各种思潮,其中包括汉学学术思潮与今文经学思潮,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还有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晚清进步思潮形成的主要特点,是中西古今各种思潮的相互交融与裂变的结果。     

王国维建立词学理论体系的尝试及其意义

<正> 中国近代维新思潮兴起之后,大大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王国维的青代时代在维新思潮的鼓舞下自觉地吸收了近代西方的文化科学和哲学思想,对当时学术界的新变化特别地敏感。他于1905年分析学术界形势说:“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学新语于文学上,尚末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选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①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已不满足于西方自然科学——包括达尔文进化论的介绍,西方哲学正以迅猛     

中国科技的近代化历程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传统，决定了近代科学不可能首先在中国出现。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近代科技在西方先进国家的突飞猛进以及西学东渐和中国社会的内部发生变动，近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了古老的中国，并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影响，促使了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和科技队伍的形成。本文拟对这一长达200余年的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和中国近代科技产生及发展过程，作一番较为详尽、全面的探讨。     

西方自然科学与维新思潮——论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的变革思想

在近代,科学对人们思想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这与他们长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科学精神、理性之光,在康有为的著作有明显的体现。严复在介绍达尔文学说时认为,进化论与自由平等学说相结合,形成了弃旧谋新的世界性潮流。谭嗣同依据西学,以“破中外之见”来冲击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夷夏之辨。他们从“政治之变”是“基于科学”的视野,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者认为,研究维新派变革中国现实的思想时,不应忘却了西方自然科学对他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