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

现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与一般性的“以西格中”不同,它在当代的本土化过程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近十年来“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命题的提出就是证明。单就公共阐释所标举的公共性看,它与中国传统国家空间观念的建构高度匹配。以此为视角介入中国阐释史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场域,也构成了中国阐释学史的前识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巫者、歌者到辩者的嬗变,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先秦阐释主题迁移的过程。据此,公共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展现出鲜明的历史品格;一种基于公共阐释的中国阐释史写作,也在它的源头处清晰起来。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阐释行为的生成:上古人类的感知路径与思想形态

《周易·系辞》蕴含阐释行为的生成暗码。阐释行为植根于感性直观活动,想象以神话形式表达上古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以观看行为为起点,形成选取、合并、分类、确证等思想,进入到符号化、抽象化、范畴化、理论化阶段,反映圆形思维模式。由言语、语言到文字,最后出现专门的阐释行为主体,标识着阐释学的正式诞生。历史研究与观念结构分析相结合,是揭示上古文明奥秘的一把钥匙。     

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公共阐释的最早范例，集中体现了公共阐释的构成要素、基本形态、实现过程，为公共阐释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见证。百家争鸣构建了活跃的公共关系，结构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极具现代特色的公共阐释空间。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信任与公共性

当前社会转型期,信任需要走出以私人交往为背景的传统信任,并迈向公共生活。公共性交往的扩大,需要公共性信任的支持。如果公民具有公共理性下的对等性尊重,从“我之信”到“他者之信”中型塑我们的公共性信任,使得我们在公共性交往中既保有个体自主性或私人德性的同时又在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共同遵循公共性基本要求。这种相互需求的信任机制,恰好为公民道德的育成提供了最好的长成的合理性。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哲学视域中的公共性及其当代诠释

公共性是世界的固有属性,与人类事务关联的世界的公共性对人说来更是具有直接的型构功能和价 值理念意义。自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人类社会逐渐分化开来以后,公共性就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维 度。自现代社会建立以来,如何确立一种具有合法性的社会正义,最大限度地维护世界本来固有的公共性本质,并 把这种既自然又人文的世界公共性通过人的活动自觉地还原出来,就成为当代人类社会追求公共性的特定诠释和 意义。公共性在当代所面临的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以及自洽公共性与泛公共性等的矛盾,都 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和克服的。     

契约的消释与重构——基于一种最基本的公共德性视角

契约品质既是人类精神文明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公共性之累积的结果,体现为一种最基本的公共德性.契约的消释,以暴戾为例,其中,哲学方法论中的暴戾表现为破字当头,政治理论中的暴戾展现为典型的暴力论,道德伦理中的暴戾呈现为“成人之恶”,心理范畴中的暴戾体现为攻击性补偿行为.对“暴戾”的消释重构需要依靠最基本的公共德性“契约品质”的力量,其中,哲学方法论的契约体现为建设为主,作为政治“理性”的契约显示为“理性”论,作为底线伦理的契约反映为“成人之美”,作为“心理契约”的契约表现为信任式约定.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定位、冲突、矫正:公共管理主体公益角色的三阶维度

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视阈论述公共管理主体公益角色,并按“定位、冲突、矫正”的逻辑发展阐释公共管理主体公益角色的三阶维度,旨在厘清公益与私益的界限,揭示公共管理主体利益角色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以规制公权力、防止其以非公共运行为基点构建制度,寻求矫治公共管理主体利益角色冲突的根本途径,从而实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从疫病演变的自然界发展逻辑来看,史前的“地方性”疫病发展到“区域性”疫病,进而演变到全球“公共性”疫病,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命健康的现实问题。从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来看,“区域性合作”发展到“全球性合作”,大国合作而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战胜疫病的历史选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揭示了各国相互联系、依赖不断加深的“客观规律”,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决全球“公共性”疫病问题的根本路径。根据上述逻辑理路,当今国际社会应当顺势而为,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公共性实践的逻辑与人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的意义结构——现实个人的自主活动与马克思社群共同体的理想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集中体现着其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价值理性表达,表现出其以作为类整体的生存本位为依归之“公共性”追求与宏大、深邃的文化人类学视野;“共产主义”从多个层面标志着马克思的公共哲学观念或者这种哲学的“公共性”品质人与人关系维度上的个性自由、人与社会关系上平等主体间交流理性基础上的公共主义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的生态公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是一种真正面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创造性的公共实践形式。马克思对劳动异化之谜的破解,揭示了“公共实践”的渊源和旨趣——人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着的“意义结构”,彰显着作为一个社群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     

阐释的公共性与人的历史性前提——从马克思的框架出发

公共阐释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既有讨论所达成的主要是关于阐释对象特别是阐释规范方面的理解,相对而言,关于阐释主体的讨论似乎尚待提出。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关于人的一些基本思想值得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按马克思的见解,公共阐释之主体方面的历史性前提,乃是现代的独立个人。这种个人并非天然的个体,而是由人类社会辩证的、历史的规定所构成的主体。阐释之公共性,即成立于这种历史性的主体前提条件之下。     

巫：人文知识分子的原型及其衍变

人类最早的专职是巫。巫兼神使与人类代言人于一身，成为世界意义超越性的阐释者。巫术作为最早的知识系统主要并不是阐述客体规律，而是侧重于支持主体方面的自我意识信心。因此，受巫的影响，知识分子自始即禀有“神圣使命”、“自我牺牲”、“终极关怀”、“超越性”诸人文本性。巫术从秘密仪式与种姓传递转化为教育与学术，巫师经由解体与流浪而使其精神在人文知识分子脉系中得到承传。     

网络社会中的公共性难题

在我国,随着网民规模的日益增大,网络舆论撬动现实力量的发挥,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网络化时代社会成员开展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然而,这一塑成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及其与塑成于现实空间的传统公共领域的复杂交织,也同时带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公共性难题,如网络缺位群体的集体失声、网络公共议题的“差序格局”、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困境等.进一步而言,这三个难题分别展现出了网络主体的非公众性、网络议题的非公共性以及网络公共性的实现障碍.     

论公共天下主义：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

本文在借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天下”概念并构建“公共天下主义”理论框架，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中因为多元身份认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进行新的理论解释，并构建“公共天下”中“天下人”价值观与行为的伦理新秩序。公共天下主义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成员属于同一个公共天下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体系，认为全部人类成员都是公共天下的共同组成者、建设参与者、文明分享者、责任共担者与公共治理参与者。天下是天下人共有、共建、共享、共治的天下，天下人是平等的，天下人需要友爱与合作，天下人具有分布理性，天下人需要互助互谅，天下人共存共荣共担风险。天下人身份认同作为公共天下主义的伦理前提，可以作为调节各种人类共同体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工具，促进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新型公共艺术与公共生活的物性生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而兴起的新型公共艺术,即参与式艺术,应用跨学科方法介入公共生活,重建艺术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重置“何为艺术”的问题。但是,从“物性”视角剖析新型公共艺术的物性维度和实践机制在此前的公共艺术讨论中尚未得到充分展开。首先,新型公共艺术的“关系美学”强调现场性场域感知,这一新感性机制可追溯到由极简主义艺术推动的交互性场域感知和情境中的物性呈现。其次,新型公共艺术对“地方”“在地性”的重视,既源于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艺术对“本土性”和“地方性”的追溯,也呈现出当代特定场域艺术对现场、场所情境的现象学关怀,更体现了当代艺术的公共性转向和重塑公共生活空间的诉求,因而不能仅满足于话语型“关系美学”的揭示。再次,新型公共艺术在“地方”场所的具身性实践,打开“地方”的自然与文化生态褶皱,在特定情境中凸显出新的物感关系,实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生活的交换,这是对艺术物和艺术观念的双重解码与再编码。最后,借助思辨实在论等新物质主义思想视域,对新型公共艺术审美机制的阐释,将走向直面“人—技术—物”相关联的物美学,关注公共艺术对当代生活中人与物的生存论危机的呈现,并朝向人与非...     

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

政府的公共性 ,其应有的基本内涵是实现正义、提供公共物品 ;政府的自利性应该从政府官员个人、政府机构、政府所代表的阶级三个层面去分析 ,才能真正把握自利性的基本内涵。在对公共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不应该忽视政府公共性的限度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以及公共性中有关实现正义与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的选择性问题 ;在对自利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应分别从上述三个层次去把握。当代中国遏制政府自利性必须在个人层次上分清合理的自利性与扩张的自利性 ;在机构层次上正确处理“条”与“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阶级层次上必须使政府更好地代表人民 ,从而扩张而不是控制政府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