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论“诗与哲学之争”的政治哲学思考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批判诗和诗人,引发了西方思想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认识到,被以诗为主要内容的雅典教育培养出的政客把持着雅典政府,拒绝对城邦真正有利的提议,并对真正有智慧的人实施了伤害。诗是对灵魂与国家统治的败坏。诗与哲学之争实质上是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之争。诗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城邦中多数人过的宗法生活,与城邦政治共同体密不可分;哲学则代表了一种新兴的生活,是少数人过的追求智慧的生活,与城邦政治共同体必然发生冲突。     

从《性自命出》到《文心雕龙》:“文起于情”的文源说

《文心雕龙》的文学起源说是“文起于情”.这种说法与保留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古人对于性、气、情等范畴的传统理解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在《性自命出》中初露端倪,自此之后,虽历经辗转,却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只不过在更多的时候,它被笼罩在乐论当中.出乐而入诗的代表是《毛诗序》,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认识的是陆机之《文赋》,至《文心雕龙》而集其大成.     

从“同情文学”到“阶级意识”的文学——1920年代革命文学情感模式的生成与嬗变

文学与"同情"在中国语境下联姻,始于近代。白话新文学诞生后,高度重视情感表达,"同情"也逐渐被视作文学的重要功用。进入1920年代,蓬勃发展的革命文学,更是普遍地诉求人性的情感共鸣,以唤起革命的"同情"之心为目标,乃至滥为俗套,被鲁迅讥为"同情文学"。国民革命之后,无产阶级文学登上历史舞台,对既有革命文学进行了猛烈批判,明确提出以"阶级意识"作为革命文学的核心内容。新革命文学的情感表达模式发生重要变化,人性的普遍性要素在其中被彻底解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这一变化,在创造社的转变中有最鲜明的体现。而对两种革命文学模式都不满意的鲁迅,其实也受到这种转变的深刻影响,其革命文学观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论石川啄木《札幌》中的“癫狂”主题

石川啄木的小说<札幌>通过"癫狂"主题来印证日本文明转型期对人的精神产生的影响.啄木认为,神经衰弱与癫狂症是带有时代特色的概念.明治维新令日本人体验了急剧的文明进步,从锁国中觉醒了的、不能适应社会大跨度变革的人,精神过劳,在精神动摇与不安的过程中,染上神经衰弱症,进而导致癫狂者激增.啄木曾认为,惟有神经过敏的天才、诗人、小说家和知识分子,精神才易出问题.后又认识到:心病是产生于战争、文明发达或社会急速进步过程中的精神问题,普通人亦然.啄木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高山樗牛、夏目漱石的文明批判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镜秘府论》“江宁侯”为江淹说质疑与新解

《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中有"江宁侯温而朗"一句,历来诸家注解皆不知所论何人。近见林晓光先生发文认为"江宁侯"非指"江宁"之侯,而当是姓"江"之"宁侯",并由此提出"江宁侯"乃江淹之说。林氏所解虽颇有新意,但若详究其文会发现论证颇多抵牾,实难自圆其说。今再考之,"江宁侯温而朗"数字应属衍文,而"江宁侯"则当是王昌龄之别称。     

从“列女”到“烈女”——兼论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

对于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史家撰述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经历了由列女到烈女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始于《新唐书.列女传》,最终定型于《宋史.列女传》导致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社会中在以父权-夫权为主导的性别制度下,主流价值观对妇德的话语变化。而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既是历代妇德观念的反映,也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下对于女性妇德的要求与塑造。     

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论“风骨”说的美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建安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标举的重要美学范畴。本文在把握"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的"风骨"论的基本内涵,并对建安诗人和南朝论家为诗歌的"盛唐气象"的产生所作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论《红楼梦》首回“甄”“贾”故事中的诗语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进入实境叙事之后叙写士隐一梦、英莲幼年、贾雨村发迹及甄家败亡,在叙事结尾或将结尾处依次插入幻境对联、跛道人诗、雨村对联、《好了歌》。这些诗词韵语使叙事有了节奏分层,在作为承上启下叙事界点的同时,作者也借诗语传达其深在旨意和情感态度,在交代真假的创作本事同时探求真假的存在哲学,感叹故事人物之“应怜”,暗写宝黛钗的差异特点,以佛道出世解悟人生如梦之旨。诗文交融、叙事抒情结合、创作情绪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血泪创作背后的“辛苦”经营。     

关于“反现实主义者”的“真诚”表达——评哈里·G·法兰克福的《论废话》

看过美国影片《修女也疯狂》的人都记得片中这么一个镜头——穿着修女长袍的女主人公疯狂地跳霹雳舞。这种不合时宜的举止颇为吸引观众的眼球,我们之所以热衷于看到这样不和谐但又难以抗拒的形象,正是因为其本不该出现,而我们的内心都希望它出现。     

“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与意义

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孙利天教授的新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既不是用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表达方式来改造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体系的表述,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的内容"装进"中国哲学的概念框架,而是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自觉,在回应时代性的人类问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塑造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以这种"独特声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这就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而且需要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回应世界性的哲学思潮,特别是回应以反思"哲学"和"现代性"为实质内容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从“因缘生法”到“因文生事”——金圣叹创作过程论浅析

金圣叹是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大家,他将佛学的因缘生法命题引入文学批评,借用动心而为、随因缘而起、设身处地等佛学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的人物塑造过程,又通过格物、物格、忠恕等儒学命题来说明人物创造理论。在此基础上,金圣叹进一步提出因文生事理论,揭示了通俗小说的结构特点——以情节贯穿故事、人物,从根本上指出了文学创作的虚构本质。     

“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最后三字作"<小明>不",专家多疑其后有阙.然而简文"不"字后有近两字的空白,证明此简在"不"字之后不大可能有和"不"字系连的文字.这几个字的释读在<诗论>的相关研究中,多呈空白状态.其实,这里是一字为释,用一个字,直指<小明>篇的主旨.简文这里的"不"字当依古音通假之例,读若负担、负责之"负"字.<小明>篇学者多从汉儒之说定为大夫"悔仕"之作,如今得上博简<诗论>的启示,可知并非如此.<小明>一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忧国忧民,与友人相善的正直的、有较高德操的王朝大夫.<北山>、<四月>两诗主旨在于泄私愤而不顾国家安危需求.就诗作者的道德品格而论,<北山>、<四月>两诗与<小明>篇的差距显而易见.清儒姚际恒谓<小明>辞意"浑厚",信然.     

中西比较视野中的“强者政治学”——从黄宗羲与柏拉图的古典政治思想出发

黄宗羲和柏拉图分别是中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又都被视为"前现代"的,即终究未能达到现代民主政治思维的水准,未能预见到现代民主政治。但是,如果从一个"强者政治学/弱者政治学"的模型出发,人们或许可以看到古典政治思想大师们真正的关切是什么,也能理解这样的关切即使在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中也有重要的意义。     

王国维“境界说”视野中的“真景物”与“真感情”——《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献解之三

学界关于王国维“真景物”、“真感情”的阐释历来多有分歧,其实,这是两个包蕴丰富、需要多维解读的概念。所谓“真景物”,是指诗人以自由空明的心态直观把握外在景物,经由创造性的艺术传达而写之于诗词中的自然、逼真、富于特征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图景;“真感情”则指创作主体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身对宇宙人生真诚、激动的情感反应,并通过独创的诗艺形式表现出的个性化的人类情感。王国维认为,写出“真景物”和“真感情”的诗词文本都可称之为有境界。“真景物”与“真感情”都是含有“情”、“景”两种质素的艺术存在,只是两者之中的情、景各有不同的特性和迥异的组合形态。“真景物”、“真感情”既可以指一首诗词的整体,也可以是其中的个别诗行或词句。     

论王国维思想中的先验与经验之争——由《人间词话》稿本与定本之比较切入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定本,较稿本作了不少改动.作者在定稿时,既试图贯彻理论思考,又希望摆脱理论文本的外在形态.这是他当时在哲学上游移于先验论和经验论之间所造成的.王国维对先验论的怀疑,与现代西方哲学有一脉相通之处,但他求助于传统经验论,却是找错了出路.这一点,内在地改变了他此后学术研究的走向.从这个角度看,<人间词话>正标志着王国维整个学术历程的一大转关,意义未容小觑.     

从“精英立场”到“草根情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具体地说就是精英与草根。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精英与草根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竞争的结果。但精英是草根孕育出来的,二者只能竞争,不能冲突,否则就是两败俱伤的结果。这就注定了精英只有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高草根的道德生活水准作为最高目标并成为其社会主流价值时,和谐社会才得以实现。社会生态的建构依赖于社会发展的实践结构。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使社会生态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环节,致使社会矛盾剧增,日趋尖锐,具体表现为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发展精英,提升草根,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从优化社会生态入手,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层面上得到提升、凝练,同时又让理论落脚民间,与民同行,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从“送穷”到“留穷”——论韩愈《送穷文》与送穷类杂文拟作的流变

韩愈《送穷文》是比较独特的"杂文"体,其主题与行文体式有密切关系。虽然文本卒章显出"固穷"之意,但行文过程中所表达的摆脱穷困的愿望和送穷不得的嗟怨,也是其内在义旨。韩愈《送穷文》出于扬雄《逐贫赋》,行文亦庄亦谐,在"送穷"与"留穷"之间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张力。后世此类题材拟作题旨流变,宋人拟作转以"留穷"为题,表达安贫乐道的思想,但文学意蕴相对不足。从思想史来看,宋代此类题材的文章书写,由俳谐杂文的世俗嗟怨回归"君子固穷"的雅正主题,反映了书写主体在身份处境及时代思想等方面的变化。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     

“玩偶”的误读——从娜拉出走到裘山山笔下女性的多元化选择

娜拉身后那一声"砰"的关门声,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被看做是妇女们的"独立宣言"。1918年《新青年》刊登了胡适等翻译的《玩偶之家》,从此开始了中国的"娜拉"们关于"出走"的探索。娜拉身后大门关闭的震响,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出走——从家庭的逃离,更重要的是一种选择——自主的选择,即从外面将一扇门关闭,表明一种决绝的放弃,这是娜拉在清醒的思考后做出的选择。出走与回归,是不同的生存选择,任何选择都必然是不完美的。但是,有条件并且能够自主地做出选择,才是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彻底的解放。     

帛书《道原》《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的道论思想新探——以“无”和“一”两个概念为中心

帛书《道原》和《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是三篇反映道家道论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这三篇文献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道”做了深刻论述,肯定“道体”具有“无”与“一”的特性;不过它们的具体诠释又是有差别的,如“无”有“虚无”“,一”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本原性”的涵义。其次,这三篇文献都从“道用”的层面来展示了本体之“道”,但其如何展示有差异和侧重,如对于“道用”之“无”的诠释即有“虚无”和“无欲”两种。归纳起来看,这三篇文献所反映的早期道家的道论思想在宏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亦有一定的差别、变化和发展,其中从帛书《道原》到《淮南子·原道》的间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