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实证研究

研究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中国1978年至2011年统计数据,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能源消费结构和国际贸易分工,而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对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有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分工,其中经济持续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正向影响因素,且其贡献率也最大;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中国城市碳排放差距及其技术成因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随着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技术和新装备层出不穷,在碳排放“双控”的过程中,技术的重要性和关键地位必将愈发凸显。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城市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存在较大差距,具有总量差距大、强度差距增长快的特征,这严重影响到整体推进碳排放“双控”的速度,其背后的成因离不开城市技术进步异质性。中国城市生产型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弱,绿色型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强,碳排放差距缩小源于前者,碳排放差距扩大源于后者。技术在减排中的作用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技术进步异质性在碳排放差距方面的解释力尤甚,其根本原因在于纯生产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弱,而纯绿色技术进步异质性太强。从全国层面布局碳排放“双控”战略,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具体到区域层面有的放矢地发挥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作用。     

民族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现状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背景下,民族地区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当前,民族地区低碳经济试点已实现全覆盖,通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整能源结构,持续推进“能耗”双控和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碳汇经济,碳排放强度逐渐降低,碳排放快速增长势头已得到初步扭转,但是“高碳”经济仍占主导,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依旧偏重,低碳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脆弱,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新时代,民族地区应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紧抓国家大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的时代机遇,立足资源禀赋优势,不断完善低碳经济发展机制,加快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主动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推进低碳技术创新,推广低碳经济试点,充分发挥低碳经济发展后发优势。     

传统工业园区实现“双碳”目标路径研究

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所作出的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计划，传统工业园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实现工业部门精准脱碳研究的关键靶点。梳理江苏最大的化工园区——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的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以及排放来源，利用Tapio脱钩模型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然后利用LMDI法分解园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而建立多情景仿真模型探索园区碳减排的潜力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研究表明，园区目前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于化石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负脱钩状态，产值结构持续推动园区碳排放升高，而能源强度则是促进园区减排的主导因素。仿真结果显示，未来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技术革新、产业结构优化和CCUS技术协同应用有助于园区率先实现双碳目标。通过定量分析验证了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可以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同时为园区提出建设性的政策意见，进而能够为其他传统工业园区日后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实际参考。     

基于KAYA模型的青岛市碳排放及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KAYA模型,对青岛市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2001-2010年青岛市碳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碳生产力不断提高,以煤炭、石油为主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观。青岛市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单位能耗碳排放的增长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单位GDP能源强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碳排放量。四个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和单位GDP能源强度是影响青岛市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根据实证结果,青岛市应以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利用结构为重点,通过低碳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的测度、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1990—2009年

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公式,计算了长三角地区1990—2009年间CO2排放量,对比分析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碳排放总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等指标。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CO2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不断攀升,碳排放强度逐年减小,但区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江苏的碳排放总量高于浙江,上海最低,且江浙两省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最快;江苏年均CO2排放强度高于上海,浙江最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是造成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实现CO2减排的政策建议。     

化石能源领域碳减排研究综述

化石能源具有高碳排放性。自从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燃料以来,导致全球气温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灾害持续发生。当前,国内外均在强调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活等环保理念,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努力提高化石能源利用率、创新低碳技术、减少碳排放。学术界一直将化石能源的减排和低碳化作为研究重点,从区域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就化石能源碳减排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化石能源碳减排的未来研究中,化石能源碳减排行为的来源、化石能源碳减排技术的应用、化石能源供应链减排、化石能源产业链协同减排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学术界的关注重点。     

碳中和背景下的广义节能——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低碳消费和循环经济的节能新内涵

当前，节能仍然是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手段。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节能是较为有效且成本较低的减排措施。中国过去在节能领域的工作以提高能源效率为主，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碳中和目标对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碳中和背景下的节能不仅在于提高能源效率，同时也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低碳消费和循环经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仍将继续以中高速增长。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是“生产型”而非“消费型”,因此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更快地减少能源消耗，同时促进脱煤和减排，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鼓励消费，但其他条件不变，更多的消费却意味着更大的能耗和更多的碳排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鼓励清洁低碳消费。预期人均能源消费及居民部门能源消费占比将持续增加的前提下，中国需要倡导低碳消费以倒逼企业低碳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也是解决消费增长与碳排放矛盾的重要方面。中国正处于技术高速进步阶段，产品更新换代频繁，需要尽可能实现再利用、再生产、再循环。所以，在碳中和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广义地看待节能的内涵，并制定和完善具体政策，坚持生产侧和消费侧并重。     

中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我国能源相关统计数据,利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缺省因子法,对全国2000—2012年45个行业部门及30个省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进行估算,分析其时空特征。2012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260413.02万吨,年均增长率为7.77%,2012年碳排放强度为0.489吨/万元GDP。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2002年占总碳排放的34.96%,之后一直处于34%³7%。山东、内蒙古、河北的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22.92%,是我国碳排放量最多的3个地区;宁夏、山西、内蒙古是我国碳排放强度最大的3个地区,宁夏、山东、福建等地的碳排放强度减小率均小于3.50%。利用散点分布关系说明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作用导向,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建议采取加快推进能源革命、强化科技创新和推广、逐步控制碳排放总量等碳减排政策。     

中国碳排放区域划分与减排路径——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碳减排路径是指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在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时,要综合考虑碳排放、能源、人口、经济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区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选取与碳排放量直接相关的四大相对指标,基于1995—2010年省级数据,构建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将30个省市划分为能源重型化、能源较重型化、高能源强度和较高能源强度四个碳排放区域。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区域碳减排,各地区应制定"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政策。     

基于LMDI模型的宁波市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宁波市2002-2013年数据为基础,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测算了历年宁波市各类能源的碳排放量。运用LMDI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因素对宁波市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十余年来宁波市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总量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因素对宁波市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显著。据此,提出了宁波市应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政策环境等降低碳减排压力的对策建议。     

碳减排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30个重点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十二五”以来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基于动态因果效应明确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约束政策实施年份;考察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平均因果效应;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年份、样本研究区间以及城市空气质量的衡量指标对实...     

经济增长、能源消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金砖四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3-2013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金砖四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长期来看,化石燃料能耗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经济增长、化石燃料能耗与碳排放成正相关关系,而金融发展与碳排放成负相关关系;短期来看,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化石燃料能耗与碳排放、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最后,本研究分别从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以及金融发展三方面给出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需求预测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1985—2008年的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和协整方法,分别对山东省的城市化水平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能源需求量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15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7.12%,能源需求总量为6.63亿吨标准煤,约为2005年能源消费量的2.81倍;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为54.04%,能源需求总量是6.65亿吨标准煤,约为2005年能源消费量的2.82倍。利用Kaya恒等式,分析证明了影响山东省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均GDP,其他依次为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城市化水平和水泥产量。总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能源需求总量和碳排放量都是大幅度增加的。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了碳中和的雄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实际国情和碳减排目标出发，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得出中国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能源需求总量和CO₂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能源结构转型更加困难等挑战；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会倒逼能源高质量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碳中和的定义和目标出发，发现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要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占比和单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增加森林碳汇和发展CCS（含CCUS）。在此基础上，提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大显性途径，即节能提效、优化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一大隐性途径，即思想观念创新。对于全球来讲，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应对，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2030年和2060年两大节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国家行动方案》；围绕技术链和产业链，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加强示范工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针对同种类别废物治理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碳减排与“三废”协同治理将是大势所趋，建议深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根据1985-2010年辽宁省的能源消费数据估算了辽宁省历年的碳排放总量,研究了辽宁省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的关系,并对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经济增长、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给出辽宁省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政策因素.从一次能源人均碳排放量和终端碳排放强度也即单位GDP终端碳排放强度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采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因素和能源政策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和贡献率是不同的.从人均碳排放而言,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1980-2012年人均碳排放量提高了309％,增加了4.7t CO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均碳排放增加,贡献率为215.7％,而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降低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贡献率为-113％.从终端碳排放强度分析,1996-2012年,碳排放强度降低了52％,其中能源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贡献率为106％,其次是能源结构的改变,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提高了碳排放强度.     

中国省际碳排放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13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际间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计算了30个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实际GDP及碳强度,并据此将各省份划分为高碳区、中碳区和低碳区。然后,在库兹涅茨曲线中引入产业结构因素,建立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量存在显著差异,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速度是重要影响因素;人均意义上碳排放和实际GDP高度一致;通过碳强度指标发现西部地区的碳成本最大、中部其次、东部地区最小。总体而言,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