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交易流通的三元治理：技术、标准与法律

数据交易流通事关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大局,但其法律意蕴尚未明确,实践痼疾有待梳理,整体制度亦付之阙如。双方或多方之间对数据控制权的自愿转移与分享,使得数据交易流通主要体现为“数据共享”与“数据再利用”,而非“数据转让”。数据交易流通面临技术、标准、法律三大困境,作为优先机制的技术、作为转介机制的标准与作为底线机制的法律共同构成回应挑战的三元治理体系,并藉此奠定了数据要素市场中数据治理的基础架构。     

区域市场一体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推进器

区域市场一体化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是转轨经济中加快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基于地理本性理论，从空间视角分析区域市场一体化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在区域市场一体化实践中，存在着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不足、区域合作机制虚化、对内开放不足等诸多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的堵点。欧共体(欧盟)、美国和俄国等经验表明，以区域市场一体化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其关键抓手在于促进区际商品要素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以及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在具体策略和路径上，要通过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极化”“扩散”和“联通”,分步骤、分行业、分项目地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制度需求与法治保障

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应从数据要素市场运行的内在机理出发,明确市场运行和发展所需要的各项制度需求并建立系统性的制度框架,嵌入适当的法律调制以促进和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当前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面临制度规则不清晰、交易组织不健全、市场发展不成熟、治理监管不到位的现实困境。需明确数据的权益性质及权益归属原则,加强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及中介机构的发展建设,健全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相关规则制度,维护数据流通利用竞争秩序,落实数据流通利用安全保障,完善数据治理监管机制,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视角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建设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论是从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看，还是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实现世界各国共享发展上看，只有建设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行政性手段和技术性手段应用引致的市场分割、行业壁垒和地区封锁，干扰了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导致国内市场整合程度较低，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制度规则和供需结构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障碍，抑制了市场的活力，无法满足新发展格局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建设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循环的行政壁垒、制度壁垒、空间壁垒和结构壁垒，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才能形成互联互通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论乡村振兴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

乡村振兴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良性互动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良性互动意义重大,应深刻把握其基本逻辑、深刻内涵与互动路径。当前,乡村振兴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相同的底层逻辑,都需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解决贸易壁垒,解决要素畅通受阻、解决市场割裂等问题。因此,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畅通城乡商品要素双向流通,打破市场壁垒;推进乡村优势产业联动供给,激发市场活力;拓展乡村资本数据建设渠道,驱动市场发展;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夯实市场基础;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市场效能等多种途径推进乡村振兴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     

数据要素制度的基本要旨与合规启示

构建以数据产权为基础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其基本要旨是统筹推进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协同发展的数据要素市场,协调和处理与数据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数据流通与交易制度应体现高效与合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应体现效率与公平,数据要素治理制度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     

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遵循“循环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畅通为循环的内在要求、开放为内外循环畅通的关键、互促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四个层面的理论逻辑，要求实现四个方向的转变：市场需求战略从以出口市场导向为主转向国内市场需求为主，市场竞争优势从要素低成本优势转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市场价值增值从以技术引进为主转向科技创新自立为主，市场开放策略从以对外开放为主转向对内和对外开放协同。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存在的政府职能偏位导致市场根基不稳、市场制度规则和设施等主体建设滞后、创新驱动供给的支撑作用不强、内外开放不协同导致循环动力不足、既有分配格局对市场需求的牵引有限等难点和堵点，应以厘清市场与政府治理边界为基础，促进政府职能向强化法治和监管服务为主转变，健全高标准的统一市场制度规则和设施，推进创新驱动的产业链现代化，构建内外协同的开放体制，并配套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     

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视域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供需互补、产销共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必由之路。根据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商品流通与市场发展相辅相成,而统一大市场是市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如何全面认识和把握统一大市场的内容和特质,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出发,廓清与之相关的个别关系,以期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面临市场制度和设施建设滞后、商品要素市场分割、政府和市场职能边界模糊等问题,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政策、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予以解决。     

从保护到流通：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反思

“以保护促进流通”的策略仍然是当前数据治理的首要逻辑,在此策略基础上,形成了以数据权益保护为基础的数据治理范式。然而,以数据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治理范式影响了数据库赋权、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阻碍了数据流通利用,进而影响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需重新进行数据治理范式选择。通过考察我国顶层设计与社会实践、欧盟的数据治理立法进程、美国数据治理制度的发展趋势发现,数据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数据流通。但是,目前尚未形成相应治理范式对数据流通予以支撑。证成数据流通治理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建构我国数据基础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应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工具,以有利于数据流通为前提,以数据权益保护为保障,结合不同应用场景赋予数据主体相应的数据权益,才能呼应数据“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且全国市场统一度每增加1单位,乡村振兴指数大约增加0.7423个单位;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助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乡村振兴分项检验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且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但对治理有效的影响尚未显现。机制分析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促进乡村振兴。     

论生态文明演进中的能源数据分类分级制度构建

能源数据分类分级制度以价值位阶和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石,旨在科学归类和定级能源数据,以便为不同类型和级别的能源数据配置相应的保护和流通规则,是平衡能源数据安全保护与流通利用的关键性制度。在该制度中,分类以“属性”为标准,全面考量了治理目标、保护需求以及对分级的铺垫作用等多方面因素,将能源数据划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个人能源数据、企业能源数据和公共能源数据。在此基础上,分级以“后果”为标准,对这三种类型的能源数据分别进行定级,形成了具体的分级体系。其中,个人能源数据被细分为一般和敏感两个级别,企业能源数据被分为四级,而公共能源数据则涵盖五个不同级别。这一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在确保能源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数据的流通和应用,提升能源数据管理的高效性和可行性,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备重要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论有偿使用制度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发展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资源，公共数据是中国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数据类型。有效利用公共数据能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公共数据开放发展迅速，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在文献基础上，基于辩证法发展观视角，结合中国公共数据开放实践现状，指出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是阻碍中国公共数据开放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能够有效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并对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的争论进行了回应。据此建议：建立公共数据分级制度，为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奠定基础；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合理分配公共数据收益；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体系，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供给多元化；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监管机制，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价格调节机制。     

系统观念下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困境与法治应对

作为数据共享与开放的重要途径与形态，数据跨境流动能够通过提高数据要素的生产和流通效率，实现数据资源要素的高效分配，推动全球社会福祉的整体增进。数据跨境流动不仅关乎国家主权、公共安全、商业利益、个人隐私等多元价值和多维利益，还需统筹兼顾与域外法律制度和执法方式的衔接，因而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包容性。故此，须引入系统观念，考察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以推动形成系统效能最优。具体而言，将系统观念作为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以系统观念为指引理念，完善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法治规则，特别是完善数据跨境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体系；以系统观念为指引方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协同共治机制，强化各行业、各部门、各区域的联动监管和信息互通互认；以系统观念为指引路径，拓宽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合法性渠道，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完善，积极主动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法治规则的设定与施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商业数据保护的竞争之维：理论证成、实践面向与进路设想

关于商业数据的保护模式，理论上有既有部门法权利保护、新设权利保护和竞争法权益保护等多种路径，实践中多以竞争法规制具体侵权行为以回应个案的权益诉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商业数据专条”延续了既往的司法理路，但存在保护范围较窄、制度创新不足等问题，对商业数据的统一定义也无法满足具体类型数据的差异化利益诉求。现有的商业数据保护模式有权利法和竞争法两种路径，但未根据商业数据的形成过程对其进行类型化界分。有必要为公开与未公开商业数据分别创设符合其利益的保护路径，以加快数据市场化流通，完善数据要素市场。     

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内涵与实现逻辑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国家高度重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分析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内涵,结合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分析其实现逻辑。研究发现,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内涵包括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两方面,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可以提升投资水平、消费水平、供需匹配效率和政府调控能力等,从而实现溢出效应。研究还发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过程中,可以通过干中学不断提高原始数据积累水平、畅通数据流通渠道、提高数据分析能力,从而实现反馈效应。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实现逻辑包括：非竞争性可以使数据要素实现报酬递增和正反馈循环,是数据要素可以发挥乘数效应的根本原因;规模经济、正外部性、干中学效应和生产力跃迁是数据要素发挥乘数效应的有利条件;低数据质量、隐私负外部性、数据共享机会成本、数据安全保护成本等可能制约数据要素发挥乘数效应。研究表明,要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跨界融合的数据要素应用生态;加强数商生态体系培育,畅通数据要素流通渠道;完善数据要素安全保护制度和公共服务,培育数据安全风险管理产业生态;以效率和公平为目标,完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     

公共数据开放与价值利用的制度建构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亦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然而，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和实践积累上来看，以公共数据开放为抓手推动中国数据基础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已经成为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必然选择。但目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数据开放仍面临数据可用性较低，底层基础能力不完善，产品和服务单一，市场生态薄弱等问题，无法有效支撑公共数据开放中的数据高效率调用以及深层次开发和利用。所以，需立足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及公共数据利用的实际情况，考察国际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实践，以探索数字经济下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制度体系构建。     

论数据要素市场参与者的培育

市场参与者动机匮乏构成数据要素有效供给不足、场内交易市场活跃度低的微观原因，运用“动机—能力”理论框架解析数据要素市场“参与难”问题，特别指出并非所有企业都具备成为数据要素提供者的能力条件。从市场供给侧培育的角度，提出“数据要素型企业”概念，将其定义为“数据要素市场中直接参与数据资源要素化的企业”。数据要素型企业应在数据要素生态中参与数据生产的链条，链条的最终产物是数据要素产品，其并不特指某一类型的数据商，而是强调以数据要素产品为产出的业务能力。扶植数据要素型企业可参照以“硬科技”企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模式，同时需要结合数据价值链、数据资产的特征。基于全局视角对作为主要生产者的数据要素型企业、作为需求者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各行业企业以及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提出了系统性的、激励相容的培育方案。面向各类市场参与者，从政策设计角度提出生态互联、资质认定、财金联动、应用激发四个方面的培育机制。     

国家公园确权登记制度的困境及破解

国家公园确权登记是将地理空间范围上的国家公园整体作为统一的“超级登记单元”而展开的空间确权登记，其蕴含了使登记客体呈现生态性革新和空间性扩张的新趋势。因而，国家公园确权登记与传统上以资源要素(宗地、宗海等)为对象的权属性物权登记间存在较大非适应性。有必要通过重释支撑国家公园确权登记改革的“空间治理”和“生态文明”双线逻辑；确立不同于“豁免登记”的国家所有权强制性登记规则；建立适应于“超级登记单元”的“总登记—分登记”格局；明确管制性事项的登记能力及其在登记簿中具体设置等举措，完善国家公园确权登记制度，以适应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绿色登记新要求。     

论大数据警务及其法律控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在警察执法中广泛使用。基于此,文章运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大数据警务的技术逻辑、实践运用、社会风险及法律控制。研究表明,在大数据警务实践中,“脏数据”往往导致公民平等权保护受到威胁；警察机关大量归集、处理和使用个人数据,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造成侵犯；算法系统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导致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为了防范大数据警务系统的异化,我国应当制定警务数据采集规范,确保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建立警务系统评估机制,定期检测系统存在的风险；赋予公众算法解释权,强化事后的监督问责。